《天桥丛谈》（张次溪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我欢喜次溪的《天桥志》，觉得它有意思，有意义，因为在那里表现出中国人民的生活……加上若干难得的图画，差不多把天桥演艺方面的面相整个地映写出来了，在这上面可以说是空前成功的著作——周作人
　　
　　“我对于天桥，特别爱好，时常留心它的演变，总想将来写一本记述天桥故事的书，像宋朝人《东京梦华录》，以存天桥风物——张次溪
　　
　　
　　
　　古水荒沟寒月——历史角落里的“天桥读本”
　　
　　颜桥(书评人)
　　　　
　　提到北京的天桥民俗研究,便无法绕开张次溪的那本《人民首都的天桥》,这本书首次比较系统完整地对旧京天桥民俗的呈现，可谓有开山之功，其书初版于1951年,史学家陈垣为其封面题名，周作人、李景汉、孙至诚、黎锦熙赐序，北京修绠堂书店出版,史树青曾回忆:“友人张君次溪，早年服务于北平研究院，从事社会历史调查，继其《天桥一览》之后，撰成《天桥志》一书，积稿盈尺……由于当时时局不定，未能问世。新中国成立后，《天桥志》始于1951年北京修绠堂书店出版，书名曾改为《天桥新志》，最后定为《人民首都的天桥》，由于此书内容近于‘新瓶装入陈酒’，未能体现时代风貌，“人民首都的天桥”则与当时客观存在不尽相符，故此书出版，即被停止出售。”为了“适应”时代需要，此书几经易名，作者积累资料近三十载，而其所反映仍属“旧京天桥”，故而此书未得“公开”发行，影响仅限于学界。
　　
　　张次溪，名江裁，初名“仲锐”，广东东莞人。其父张篁溪是康有为的学生，曾与秋瑾等一起留学日本，四岁时，他即随父亲到北京，一生研究北京民俗不辍，编辑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北平史迹丛书》、《燕都风土丛书》、《中国史迹风土丛书》及有关北京记其他方面书籍87种，为研究北京民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周作人曾为《京津风土丛书》写序，顾颉刚为《北平史迹丛书》题签，程砚秋、郑振铎、顾颉刚等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作序，其对京剧研究之积累功不可没。而张氏一生最大的兴趣却是在天桥民俗上，其所在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职位有如“考察民俗风土”之类，这也使其可以充分利用“官方身份”与天桥民风有着紧密的接触与游历，自三十年代以来，作者陆续编写有《北平天桥志》、《天桥一览》、《天桥丛谈》、《天桥杂技考》、《天桥景物图录》等众多以“天桥”为名目的著作，后来的《人民首都的天桥》，不外乎是以上著作的合编或改写的“变体”，可谓“集大成者”，作者于自序中说 “一共写了三十万言，因为排印纸张等费用太巨，不得已把一些材料缩减，如叙述各类杂耍中的情景，和天桥各摊贩的事情，未能尽量说全，是一件最遗憾的事”，现稿18万字，压缩近半，且各章文字留有不同时代的印记，这或许是今天来看这部著作，有些不够纯粹，前三章略而梗概，文字也略可窥见不同时代造改的痕迹，“概述”或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作者本初的理想乃是写出如同《东京梦华录》这样的“佳构”，故而叙述中情感主体仍是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
　　
　　如作者写（《卖刀剪》），“每逢试验，必要先说几句真金不怕火炼、好货不怕试验之类吹嘘的大话，说的看热闹的人多起来，他就怯口怯味的唱啦：一打沧州狮子头，再打扬州美人球，三打登州秦琼剑，四打寿州无角牛，老君炉里把它炼，炼得金刚刀口收。……比如剃头刀儿与恋爱并不相干，但是唱上一段，就有关系了。唱道：雪白的钢刀去髭毛，十人见了九人瞧，为人都有爱美意，神仙未必不时髦。再如剪刀与女人也并无特别直接不可分离之处，但是听他们的好词儿是：好看的布料裁成衣，春秋四季穿随时，不仅腰肢增秀色，领结衬出白面皮。（《卖刀剪》）”，又说皮影戏“所有的皮人儿，在三年内总得要沸水煮一次，不然就要成精作祟……至于第二种传说：皮人的头和身子不能放在一起，演完了不把脑贷揪下来，半夜三更有背主潜逃的危险”，写得调皮而有趣，作者所写乃是多年浸润于其中的风物，对其消逝有着深厚的感怀，所以写来一点不“隔”，其写人状物闲静而有情，“拐子是一个告地状整天跪在地里，裸着上身……他将砖块层层顶起来，若小塔然，虽然高及五六尺，但永远不掉……有人看它可怜，掷给他几个钱，他则嘴巴略动，缓缓合掌做一个揖……地状写到：拐子要钱，靠天吃饭，善人慈悲，功夫难练（《拐子顶砖》）”，笔触后面，卖艺家之尊严犹在眼前。大而言之，此书独特之处，在于已然初具一种“生态”的眼光，将天桥民俗作为一个变动不居而正在远去的“生态”，叙述者既浸润于风物之内，又尽力跳脱出来，寂静地“俯瞰”这个生态的生、老、病、死，还有那些古老的“市民社会”生活方式正慢慢发生的该变。
　　
　　一方面，作者需顾及民俗研究的环境需要，亦即“新瓶”的形式，即要用社会学的眼光来关照研习天桥社区之习俗，试图采用一种科学调查的构架来分析研究一种民俗生态，如末章节之《天桥调查研究方法》，可看作是全书框架之方法论；而另一方面，本书主体部分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却多少是用“写话”的语气写成的，娓娓而谈，如话家常，可说是以“谈”为中心，作者1938年为《实报》专栏“天桥丛语”的，后改名为“天桥丛谈”，后又改为“天桥从语”，此次将书名更为《天桥丛谈》，正得其宜。
　　
　　对于北京的民俗论著，历来我们关心“表述什么”更甚于“如何表述”， 用今天的话，乃是“北京的叙述”与“叙述的北京”之分野（这也是今天民俗常常被简单粗暴地等同于地方常识，而关于“常识”表述的形式、方法、体例等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从《日下旧闻》、《燕京岁时记》、《燕都竹枝词》，到后来的金受申、侯仁之、邓云乡、刘叶秋、老舍……不同的文人、学者乃至底层艺人一起构建了一个“叙述的北京”，以风格而论，若说侯仁之侧重于“地理的北京”，金受申的北京更侧重于“日常的北京”，百姓日用而不觉，那么张次溪的北京，既有“日用而不觉”的方面，作者充当的乃是“江湖”围墙之外的那个守门人，既是一个文化生态的“观察者”，亦是这个生态的“养生送死者”，看家恁自读完整本书，但见宝气珠光空锁七宝楼台之内，而终归寂然熄灭于其中，那是一种文化生态的在时间与空间中不可抗拒地消逝，无可奈何花落去，故而书之底色苍茫，叙述者中心惆怅，这类的气质有点近于“梦忆”了。
　　
　　张氏晚年有严重的高血压，知堂与曹聚仁的通信里提到：“因高君嘱代张次溪君拉稿，而稿件不准出口，故只能照例请大公报办事处代劳，转到报馆了。张君病高血压，颇为严重，本不写稿，当劝以旧稿易钞（假如可以易钞），俾在港买药，此事当与高君商之。”（《周曹通信集》），此书也可谓随其主运命一同沉浮，可怪的是它是曲艺学、相声乃至民俗领域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之一，甚至连庙会的民俗扑克牌也颇有“参考”之嫌，但未必指明引用出处，此次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此，一本书和一个时代的失之交臂可以结束了。
　　　　
　　　　
　　颜桥 谨识于零六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