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强的陈晓兰一人将女儿扶养长大

九年打假，陈晓兰堪称中国医疗界的良心

9年来，为了取证，陈晓兰多次亲身试针

　我如果输了,那些假的医疗器械、假的治疗就要在医院继续用下去。全国的老百姓就都跟着输了

　　因为打击假劣医疗器械，她被迫离职，提前退休，“四金”被“强制封存”，既领不到退休金，也享受不到医疗保险，因此自嘲是“医生职业、工人编制、农民待遇”

不了解陈晓兰经历的人，看见她时会有一个错觉，这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与世无争的好脾气老妈妈。她穿着家常的碎花衣服，坐在低矮的小板凳上，怀里抱着刚刚五个月大的外孙，耐心地用奶瓶给小人儿喂西瓜水，旁边白色的小狗多多，伸出软乎乎湿答答的舌头，一心一意舔着小娃娃带着咸津津汗水的小脚丫。

　　也许不是错觉。如果没有那么多叫人糟心的医药黑幕，以陈晓兰的年龄和家境，她本该就是一个怡然坐享天伦的、和蔼慈祥的上海外婆。可是一说到那些不负责任的黑心医院，那些不但谋财、而且害命的医疗器械，她的语速就变快了，态度也强硬了，就像刺猬，“噌”一下，刺儿全竖起来。

　　成功打掉“光量子”

　　到2006年7月24日，陈晓兰的医疗打假进入第十个年头，她始终记得1997年的这一天。

　　9年前的那一天，陈晓兰偶然发现她的单位，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正在使用“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以及与之配套的“石英玻璃输液器”。

　　根据简单的医学常识，陈晓兰知道其中有骗局，她当场暗示那些无辜病人不要接受这种仪器的治疗，结果得罪了领导。

　　第二天一早，院长找陈晓兰兴师问罪，并且说，“这个光量子仪器是上海医科大学的陆应石教授发明的，难道人家医学教授还不如你？”

　　陈晓兰是一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她跟父母讲了这件事情。教化学的母亲十分肯定地说，生理盐水充氧后会变成酸性溶液。说着，妈妈给她写出化学反应式。学土木工程的父亲说，氧微溶于水，把氧充入药液是不可能的。她又打电话给老师和一些上海有名望的医生，询问药物是否可以用紫外光照射，多数医生都认为不行。

　　就在陈晓兰自己动手做光量子模拟实验的时候，耿直的母亲已经托人帮她打听到了，上海医科大学根本没有陆应石教授这个人！

　　陈晓兰把自己试验的，经“光量子”充氧后生成絮状物的药水带回家。爸爸看后，拍案而起：“病人的血管不是下水道，把这种东西输进去后，让它怎么出来？”妈妈取出试纸，测试一下絮状物的PH值，果然呈弱酸性。早年双双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父母跟陈晓兰一样 ，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具有一脉相承的基因——嫉恶如仇。

　　“光量子”的不良后果出现了，一些接受过10次“光量子”治疗的病人出现了重度感染。在陈晓兰调查的23位接受过“光量子”治疗的病人中，有9位死于肾功能衰竭和肺栓塞。

　　“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临终之前在病床上给我讲的话，她说，‘晓兰，你是医生，有些事情病人不懂，你懂，你要维护他们的利益。’”因为检举存在安全隐患的医疗器械，陈晓兰先后两次被迫下岗，父母没有拖她后腿，高龄的父亲甚至去为她买来《孙子兵法》，鼓励她要以退为进、曲线救国。

　　2003年，陈晓兰以“一个有良心的医生”的ID，首次在天涯网站的论坛里露面，她的事迹很快引起了各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而这时的陈晓兰，已经为“光量子”等无良医疗器械上告奔走了六年了。

　　“光量子在上海是停掉了，但是我发现其他城市其他医院，还在用。是我的一个邻居出的主意，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一个小青年林敏铭，我以前写举报，有的时候会叫他帮忙看看，提提修改意见。结果那天去给他一看，他说，‘哎呀，这么点事情，怎么还没有解决啊？上网上网！’”

　　陈晓兰第一次见识了网络媒介的巨大宣传力量，她的帖子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他给我起了‘一个有良心的医生’，就有人在后面骂，就你一个有良心？我们都没有良心？后来我就发现我的网络老是被黑掉，有时候在网上看东西看得好好的，‘啪’一下子就黑掉了，再打开来一看，文件夹没了。”

　　黑你电脑，种点病毒，这算是暗箭，还有明枪。

　　在陈晓兰第一次举报光量子的广中医院，院方一边通知陈晓兰中止自学，回医院上班；一边背地里组织了四名打手，想将她打昏后送进精神病院。一位有正义感的同事，提前打电话通知她：“你这两天可千万别来医院，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

　　散布陈晓兰精神有问题的又何止是医院，甚至区卫生局的一位局长(后来因涉嫌经济犯罪而被捕)在跟她谈话时，特意安排精神病院的一位副院长对她进行诊察。陈晓兰气坏了，有一段时间，她每去一处主管单位举报告状，都先给别人看自己以前工作的全勤单——“我那么多年在医院工作，年年考勤是全勤，说我是神经病？你医院能把一个精神病人天天放在理疗科的岗位上班？那么多部医疗机器都由我一个精神病人管，那不是犯罪么？”

　　百折不挠的上访

　　2003年的一天，陈晓兰登上去北京的列车，去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SFDA)做再一次情况举报，刚整理好铺位，一位陌生男子就敲着她的铺位叫她下车，阻拦她进京上访。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一位她认识的上海地方官员也跑了过来，话语和蔼但态度强硬地“请”她下车跟他回去。

　　“陈医生，回去吧，上海能解决。”他说。

　　“我在1997年就反映假冒医疗器械的问题，1999年4月，‘光量子’在上海禁用以后，你们没有向国家药监局反映，到现在一没有立法，二对造假用假的机构没有制裁。我不能再相信你们了。”

　　在一边的乘客和列车员们听明白了，大伙儿本能地站在陈晓兰一边，把那几个身份不明的来人赶下了火车。一直到火车开车，那些人还不甘心地站在月台上威胁：“陈晓兰，你到不了北京！”

　　“我一定能到北京，而且还能到国家药监局！”陈晓兰的犟劲被激上来了，对着窗外嚷。

　　列车驶离上海，滑入夜幕，陈晓兰开始感到恐惧。她打电话把刚才的经过告诉自己的好朋友倪平，并告诉她，自己长期搜集的第一手医疗举报资料分别存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我有不测，你一定要接替我干下去。”倪平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安徽省“三八红旗手”，一直支持陈晓兰的事业，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接着，陈晓兰又给母亲的老同学王伯伯打电话，如果她回不了上海，请王伯伯帮忙做几件事，并代为照顾她的女儿。她的王伯伯是一位可敬的离休老干部，陈晓兰母亲去世前，就曾向王伯伯‘托孤’，请她代为照顾自己这个耿直多难的女儿晓兰。为了陈晓兰的事情，王伯伯曾多次去找市长，跟市长说：“我用党性担保，陈晓兰是没有私心的。”

　　“那一晚上，手机费打了好几百，王伯伯一会一个电话来，‘晓兰，下车吧，晓兰，下车吧，我答应过你妈妈要照顾好你……’”车子开到济南的时候，陈晓兰决定下车。

　　谁知道，周围乘客的义愤全都开了锅了，乘警对她说，‘陈医生，你现在下车孤身一人也很危险，在我们列车上你是绝对安全的。’周围铺位的旅客也爬起来了，要保护她……

　　到北京的第二天，接了电话越想越不放心的倪平也跑到北京来了，她特意来保护陈晓兰。第三天，当她们要去国家药监局时，发现了一个跟踪者。而她们身带重要证据，万一被劫就无法去药监局举报。最后，她们分头行动，甩掉跟踪者，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那一天正是局长接待日。

　　陈晓兰总结过上访四要素：上访要具备专家的头脑，无赖的脸皮，运动员的体魄，还需要有足够的财力。对于她而言，除了清醒的头脑之外，其他都不具备。可是从1997年7月到2006年7月，陈晓兰自费进京34次，每次都是向国务院、卫生部、医药管理局、工商总局等部门反映情况。去得最多的，就是国家药监局，药监局的官员们，跟她几乎都成熟人了，一见面就招呼，“陈医生，你又来啦？”

　　“我反映的问题老不给解决，我不来行吗？”陈晓兰总是不卑不亢，绵里藏针。

　　许多人领教过陈晓兰的厉害，她思维清楚，口齿伶俐，特别是在伪劣医疗器械的原则问题上，她是据理力争，得理不饶人的，许多专家、官员，都有过被她当众“噎”得说不出话来的经历。但其实这位刀子嘴的女医生，却是一颗菩萨心肠，老哭。

　　2000年6月22日，经过长达19个月的艰难上访，上海市信访办、卫生局等7个厅局就陈晓兰在举报过程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当面道歉，并奖励人民币两万元；同时决定将她调到闸北区彭浦地段医院理疗科当医生，由广中路地段医院补发她两年的工资，并补缴“四金”。

　　一位官员对陈晓兰说，这是上海市信访办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道歉。

　　“你们不用给我道歉，应该给那些被‘光量子’害死的人道歉，看看他们能不能爬起来原谅你们。”性情倔强的陈晓兰说道。官员尴尬了，一位官员意味深长地对她说，“陈医生，你可要珍惜这次工作机会啊。”

　　陈晓兰委屈涌上心头，忍不住放声大哭。她是不珍惜工作机会吗？她就是太珍惜“医生”这个神圣的称谓了。

　　一个人的战争

　　一次国家药监局局长接待日，一位副局长当场表示，可以就“光量子”的医疗安全性召开一场专家论证会，专家由药监局和陈医生分头邀请。支持方与反对方人数相等，陈晓兰作为反对方的专家出席。

　　但是,具体执行的官员没有让陈晓兰去请跟她观点一致的专家，而是在开会的前三天才通知她。她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要孤军对付那些专家和官员。为了这场论证会，陈晓兰把自己关在北京的招待所里苦背医书。

　　“他们那边的专家都是博士，我这里只有我一个，学历还只是大专。到时候论证的时候，数据啊什么都要一口能报上来。”论证会前一晚，陈晓兰越想越伤心，抱着医书又大哭了一场。

　　“跟我合住一个旅馆房间的人奇怪了，说大姐你那么伤心干什么？我说我不能输啊，那些假的医疗器械、假的治疗就要在医院继续用下去。我一输，全国的老百姓就都跟着输了。”

　　豆腐心肠的陈晓兰，同时又有着战士百折不挠的刚烈品性，前一天晚上还在招待所里哭鼻子，第二天进会场，一看见对方那么多专家对阵自己一个，伤心、怯场都忘了个精光。“我气死了！我就‘咚！’往那儿一坐！”

　　论证会开始，北京的一位专家开始讲，该医疗器械如何如何好——病人使用之后，气色变好了，饭量也增加了……陈晓兰憋不住了，她对那位专家说：“您刚才说的病人的这些变化，用简单的暗示疗法也都可以做到。我们都是医生，请用医生的语言说话。如果您是中医，请您告诉我，用这种器械治疗半小时后，在望、闻、问、切上有什么变化，比方一小时后脉搏有什么变化，病人的舌苔是什么样的；如果您是西医，请您告诉我，治疗后血液的变化，多少时间后，血液的浓度、黏稠度是多少，列出伯努力方程式，把整个过程告诉我……”她说完，那位专家马上坐下了，没再发言。

　　他并没有因此而忌恨陈晓兰，在一次陈晓兰没有出席的论证会上，上海一位专家攻击陈晓兰，说她是工人。这位专家拍案而起：“如果有像陈晓兰这样的工人，那么我们这些专家就不必坐在这里论证了！”

　　在讨论光量子时，某官员不准陈晓兰提石英玻璃输液器，因为它是药监局注册产品。陈晓兰只好讲氧加入生理盐水或葡萄溶液中会有化学反应。该官员马上对生产厂家说，“陈医生对你们在盐水和葡萄溶液中加氧有意见，你们能不能在说明书上不加那些文字？”

　　陈晓兰接着说，用紫外光照也不对。

　　“那么把紫外光照射那部分的文字也改了。”该官员又说。

　　陈晓兰对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处理态度很不满意，“你这样讲就不对了。光量子就是由这些组成的。这就像一幢三层楼房，你不要一楼，也不要三楼，那么那幢三层楼房还存在吗？”她思路转得特别快，总是能够马上切中要害。

　　“陈医生，你打这个比方我听不懂。”这位官员瞪着她说。

　　“是啊，你现在听不懂，回去琢磨琢磨就明白了。”她毫不让步。全场寂然。

　　从“医生叛徒”到“打假英雄”

　　陈晓兰说，近十年来，最苦最难，压力最大的时候，是2002年。当时上海市卫生局建议市委、市政府对陈晓兰“予以训诫”。市药监局的官员则污蔑“陈晓兰里通外国，找外国记者反映情况……”还有一位官员呼吁，对陈晓兰要进行“政治定性”。

　　近两年来陈晓兰的处境好了一些，上海市药监局聘她为市场监督员，2006年2月，还奖励了她一万元奖金。

　　为了打掉那些有着正式注册号的骗人医疗器械,陈晓兰先后打了八次官司，次次都是输。每次医疗器械被叫停了，官司却打不赢，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医疗器械既无立法，也没有“假冒伪劣”之说。《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从头翻到尾，未见“假冒伪劣”一词，判断一种医疗器械合法不合法，依据就是产品有没有“注册号”，而市面上许多大行其道的黑心器械，不管它那注册号是怎么来的，往往还都是注册号齐全的“明路货”。

　　陈晓兰还有个计划，等手头这批黑心医疗器械打完了以后，她要做一个关于用药安全的民意调查，比如：说明书该怎么看？说明书和医嘱冲突的时候怎么办？中药可不可以用大输液的方式注入静脉……这一调查数据可以帮助提高中国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医疗安全常识。也可为医学专家作个参考。

　　从“医生叛徒”到“打假英雄”，风向的转变也折射了医疗改革评价体系的改变，主管部门对陈晓兰的态度也在逐渐转变，陈晓兰被评选为“20个对医疗改革最有贡献的人”。2005年9月5日，国家药监局局长接待日只接待陈晓兰一个人。一位副局长绕过长长的会议桌，走过来跟她握手：“感谢你这8年来的坚持！”

　　不久前，宁波市药监局给陈晓兰打来电话，请她去给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开讲座，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陈晓兰又打电话给记者朋友讨主意了，“你们说我是去呀，还是不去呀？”记者都说，“好事儿呀！去！”

　　这个不善交际的医生，心性还是孩童般天真。去讲课她很高兴，宁波药监局的同志对她挺好，挺尊敬她，可是她又很苦恼，“怎么老是要吃饭呀？吃饭怎么老是要喝酒呀？喝酒怎么那么多规矩呀？他们都会，就我不会。”

　　她看着别人喝酒都要端着杯子绕桌敬一圈，她又不懂了，偷偷问人，“我是不是也要走一圈呀？”于是也走一圈，陈晓兰不会喝酒，她举着一杯茶。

　　真不像上海女人

　　医疗反黑十年，陈晓兰树了不少敌人，也交到不少朋友，许多友谊，甚至是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论证会上的不少专家，对陈晓兰由不解转为钦佩，不少人会后向她表示，愿意为她提供理论支持。甚至一些医疗主管单位的官员，下班后也会跟陈晓兰一起走，聊些家常。陈晓兰并没有多少私敌，这大概是因为她没有私心。

　　曾经有许多支持她行动的人提出要为她募捐，资助她经费。她全部回绝。她很明白，“一旦拿了钱，即使你把这些钱全部用到正道上，你还是说不清楚，就会有人说你别有所图。我不拿，我就行得正。”

　　所以生活实在拮据了，除了接受亲戚的接济，外面的赞助，她一文不收。亲戚给过她多少钱她都记得很清楚，哪一趟，去哪里举报情况，是姑妈给了多少钱，她一笔一笔地报出来。她是那种别人对她好她就一直记在心里的人。她家曾用过一个保姆，这位来自农村的保姆知道陈晓兰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很质朴地比方了一句：“陈医生是在拿石头砸天哪。”她也清楚地记得，这个保姆，是她在海外的弟弟心疼她这个姐姐，出钱帮她请的。

　　她在两度失去工作、没有工资、没有医保的情况下，为举报黑心医疗器械花去了约10万元钱。为了节省开支，往返于京沪她尽量坐慢车，一次从北京回上海，她站到济南，脚肿得站不住了，才狠心补了一张上铺，因为便宜几元钱。前后进京快40次了，故宫、长城一次都没去过。刚到北京时，住的是280元的宾馆标准间，后来降到100元的普间，后来降为30元的地下室。老板知道了她的故事，还给她打折，只收20元。“其实地下室也不错，挺干净的。”那次是她要找的官员出国了，她等了10天，带的钱越花越少，只好天天啃馒头喝开水，“我想维生素是不能少的，就买黄瓜吃，每天有黄瓜，有包子，营养也就够了。”最后，甚至连3元钱的澡都不洗了。

　　旅馆的老板挺照顾她，老说她，“大姐，你可不像上海女人。”

　　她听了一乐，“北京人能这么说，说一个上海人不像上海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了。”不过旅馆老板大概不知道，以前，她正经是养尊处优的上海小姐，不但世代书香，家里还有50多位亲属遍布海外。“文革”前，她们家住的是三层的小洋楼，家里有两个保姆和自己的裁缝、医生。她看弄堂里的小朋友踢毽子，就跑回家把奶奶的金戒指拿出去当毽子踢。

　　旅馆的老板大概也不会知道，就是十年以前，这个整天啃黄瓜馒头的女人，在单位是出了名的生活考究、饮食精细，许多东西都忌口不吃。而他更加无从知晓的是，再往前推十年二十年，这个满面尘灰衣着随意的女人，还是出了名的大美人，她的相片被上海滩的相馆拿去挂在橱窗里当样子，还有小伙子跟她的女同学嘀咕，“能帮我介绍一下不能？要是能把陈晓兰娶回家，我什么事都不要她做，就把她养在家里光是看看，都美气得很！”

　　已经脱下的白大褂

　　陈晓兰现在不像年轻时那么爱照相了，她强烈反对电视记者摄影记者拍她，她不愿意把这些年来写在脸上的辛酸、疲倦和憔悴，被那么明显地特写、定格、放大。她想，自己是代表正义的呀，正义怎么可以这样狼狈呢？她也不喜欢有些记者，把她的生活描写得那么拮据可怜，说她单亲家庭独自抚养女儿，又没有收入……她是多么要强的一个人，即使是带着女儿，没有再婚，没有收入，那是她自己的选择。

　　“怎么样的活法是活得好，我就怎么样活，不是说一定要有婚姻的就叫过得好。我看看别人家，老婆要做点事情，老公还拦在头里，我这个事，换了别的女人一定做不了，我正好，没人拖我后腿。女儿支持我，我女儿很正直，她说，‘妈妈做的都是对的。’”

　　至于她自己的生活，她也从来没有发愁过，“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差，比下岗工人还是好些，不过比以前，那就差喽！本来要买新房子了，定金都付了，结果发现医院把我的四金扣住了，我没有公积金不能按揭。”

　　她在现在住着的老式住宅楼里比划着，“你看这里，我本来打算放个钢琴的，这个房子，装修完连家具都没买，现在不行了，不像以前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了。”她曾经是一个多么讲究生活质量与生活情趣的人，但是这些享受，在她来说，又不是那么重要。她坐在饭桌旁边翘着小腿悠然说道，现在连穿的衣服，好多都是国外的亲戚送的。她不经意露出来的小腿，肌肤异常白皙细致，跟她黎黑疲惫的脸截然不同。

　　她常常念叨已经去世的父母，父母是她品德上的师承，“我妈妈一直想当医生，没当成，就希望我能当个好医生，可是，我这个医生，当得这么窝囊……”她的声音渐渐小了。

　　她一直最爱穿的衣服是白大褂，女儿打小就说，妈妈穿白大褂顶好看。可是，她已经被迫离开了医生的行业，提前退休，“四金”被“强制封存”，既领不到退休金，也享受不到医疗保险。摄影记者请她找件白大褂穿上照张相，陈晓兰一脸为难，那几年前脱下的白大褂，已经紧得再也不适合她了。

如果不是陈晓兰奋力举报，现在每个输液患者都会同时输入“静输氧”。

陈晓兰面前是她所收集的“医疗器械”资料

　　无论“以物代药”、还是“以械代疗”，背后都是医院在“提成机制”支撑下的弄虚作假行为，这种欺诈性的医疗服务是医改走上歧途的重要原因。

　　医改是在医药事实上分家、药品使用监管失控、假劣医疗器械泛滥的前提下起步的，最终在医院内形成了畸形的运行机制，并导致绝大多数人看不起病，同时使医患矛盾日益复杂尖锐。在这个过程当中，夹杂着大量的刑事犯罪，可是，因为这些犯罪发生在医院，发生在医改进行的过程中，所以从来没有得到过认真严肃的惩处。

　　-陈晓兰 口述 柴会群 整理

　　像我这个年纪的医务人员，这些年一直有一种感受，那就是医院环境越来越“乱”了，医院的“乱”是这些年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的内因。“乱”的问题不解决，那么国家投入的钱再多，恐怕也解决不了“看病贵”问题。那么，医院从何时开始乱起来的？为什么会乱？作为一个有着30余年医龄的医生，我想从一个基层社区医院普通医务人员的角度，结合我9年来的“打假经历”，来与大家一起回顾近二十年来的医改。

　　“以药养医” 拖垮劳保单位

　　40岁以上的上海人应该都还记得，十几年前，在医院里——特别是基层医院，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现象：享受“劳保”的企业职工，在看病时经常可以从医院拿到一些与治病毫无关系的物品，比如蜂王浆、虫草、西洋参、袜子、短裤、按摩器、电饭锅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以物代药”。

　　当时我还是一家五金厂的厂医，1988年，五金厂倒闭了，两年后，我到了虹口区同心路地段医院工作，成为一名基层社区医院的理疗科医生。1996年，同心医院并入另一家地段医院广中医院， 2001年，我又被安排到闸北区彭浦地段医院工作。

　　刚到医院工作期间，我发现“以物代药”风越刮越猛，原来的杯子、饭盒变成了洗衣粉、香皂、牙膏等，以后又出现了营养麦片、桂圆、西洋参、蜂王浆，又进一步出现袜子、短裤、按摩器、电饭锅。这些物品通常开在治疗检查单上，比如在治疗检查单上写：血疗70元(以后改成每次40元)做10次，病人就可以拿到照价700元的东西。可以自由组合选择，可以要300元钱的男女短裤，200元的西洋参，200元的冬虫夏草。那时医院的药库简直就是个超市，从日用百货、五金家电、补酒礼品等应有尽有。走亲戚买礼品根本不用去商店，到医院开点就是。

　　开始的时候，不少医生开起这些乱七八糟的物品还是羞羞答答的，还有些医生就根本不开。后来随着医改的深入，医院也要讲“经济规律”，于是医生也开始主动给病人开这些东西。再后来，回扣就出来了，比如西洋参，在完成工作量的前提下，多开一箱，医院就会给100元的奖金。这样大家就会争着开。

　　表面上看，“以物代药”是一个医患之间“双得利”的过程，前者可以完成工作量，后者可以得到实惠。但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得利者——医院领导。事实上，他们才是“以物代药”的幕后策划者和主要受益者。可是，作为重要得利方的医院领导，自身的问题还没有查一查，紧接着就实行了“院长责任制”，他们也随之成为医改的骨干力量。

　　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当时的“劳保制度”下，那些从医院里开出的东西，最后全部由病人所在的企业买单。许多企业正是这样被医院这些“药”拖垮了。不过，上面的人只看到企业职工的医药费快速上升并居高不下，却没看到其中很大一部分医疗费通过医院已经转化为企业职工的社会“福利”了。

　　1993年，在群众和许多医院职工不间断举报下，卫生局发现了“以物代药”问题，基本每年都来查，我们医院有时一年查3次，每次都有查获，医院年年被罚款，却年年顽强地“顶风违纪”。后来基层卫生局好像也习惯了，再举报也不下来查了。一直到1995年，卫生部下文，规定凡是再出现“以物代药”的医院，院长就地免职。至此，火了好几年的“以物代药”现象到96年的6月才逐步停了下来。但是，我从没听说过我们区的哪个院长真的因此被“就地免职”，包括我们那个年年“顶风作案”的院长。

　　当年“以物代药”到底有多严重？1996年，同心医院与广中医院合并时，我偶然拾到了一小袋院长丢弃的装“以物代药”检查治疗单的垃圾袋，里面共2012张单据。我统计了一下发现，从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我收集到的医院“以物代药”物品的额度为208万元(不完全)，而这期间医院报到卫生局去的门、诊营业总额(准确的)也不过823万元——“以物代药”占到四分之一。然而问题是，我捡到的仅仅是其中极少的皮毛部分，原医院院办主任和领导小组的党员干部告诉我，院长室的4个壁橱以前就是被这些装单子的垃圾袋塞得满满的。

　　“以物代药”是医院当年最典型的弄虚假现象。它不仅拖垮了企业，还影响到以后医改政策的制定。因为“以物代药”虽然停了，但医院为配合“以物代药”形成一些的弄虚作假坏习惯(比如造假病史和乱收费)却保留下来，并变换了模样渗透到以后的医改实践中。，一些策划并参与了“以物代药”过程的当事人也没有受到查处，他们渐渐结成了网络，成为影响医改政策的一股重要势力。

　　“以械代疗” 患者和国家都受损

　　现在，每当提及到医院存在的药品回扣，还有很多人喊是“以药养医”。其实，医院早就从 “以药养医”过渡到了“以械养医”。表面上看，药费占大头，但对于医院而言，药品的利润只有15%，而医疗器械却至少在80%以上，所以靠医院医疗器械的赢利，是远远大于药品的。

　　在“以药养医”年代， 出现了“以物代药”，而到了“以械养医”阶段，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以械代疗”。幕后导演也由各类企业变成了专业医疗器械制、售企业。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们与医院有关负责人联手，由骗“劳保”变成骗“医保”。

　　这样的医疗器械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和临床试验基础，在有效性、科学性和安全性方面都有严重问题。二、多打着高科技旗号，有一个比较唬人的名称。适用症极多，甚至宣称包治百病。三、多是一次性产品，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并保证上面的各个环节源源不断地获利。

　　如果医改前10年出现的“以物代药”过程中，是医患双方得利、劳保资金支出的企业受损的话，那么“以械代疗”中患者和国家也都成了受害者。对于患者而言，除了自己要付出部分或全部的费用，更重要的是那些“医疗器械”根本起不到治疗作用，只是医院的创收工具。因此会耽误他们的病情。有的甚至还会威胁他们的健康。对于国家而言，直接结果就是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医保资金大量流失，同时可能出现各种不安定因素。从这个角度讲，“以械代疗”的危害比“以物代药”还严重。

　　但是，由于这些医疗器械大都是注册过的合法产品，它代表的疗法又经过一些所谓专家的“论证”，医院又隐瞒不报出现的不良反应，因此对于医院而言，这种做法更隐蔽也更安全。

　　“以械代疗”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当时卫生部门为了改变医院“以药养医”现象，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和劳动价值，在医院里实行“结构比”政策，具体讲就是医院规定医生开单时药品所占的最高比例(通常是40%)，超了这个比例就会扣奖金。也就在那个时候，许多医生看病时手里多了一个计算器，生怕开超了药影响“结构比”。

　　在“结构比”政策引导下，医生不得不多开一些借助于医疗器械的检查单和治疗单。比如“光量子”，也与“以物代药”一样，开始是羞羞答答，后来就放得很开了——开 “光量子”不仅有助于完成“结构比”，医生还可以从医院拿到7元的回扣。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光量子在全市不少医院，特别是基层地段医院里几乎用“疯”掉，病人需要排队才行。许多医院的护士中午不休息，加班给病人用光量子。说明书上说“光量子”每次治疗需要一小时，医院为了省时间，就给病人改为半小时。一台机器可以两个人同时做，而有的医院改装一下，同时让四个病人做。而绝大部分病人根本不懂，医生说让用就用了。

　　而继“光量子”之后，一些类似的把戏，如“氦氖激光”、“鼻激光”、“伤骨愈膜”也一个个出现了。有些产品本来是假的，在我举报之后，企业就去药监局申请注册号，变成真的了。

　　“以械代疗”到底有多严重？在我举报之后，我们医院的“光量子”停下来，结果全院营业额一下降了百分之七十。而在全市“光量子”停下来后，当时的市医保局监督处处长陈克涌曾跟我一起算过，以全市有1000台“光量子”计(其实不止)，一台平均每天10人次的话，停了后相当于一天省下40万的医保资金。

　　“结构比”政策刚出台的时候，是强制性的，可是，在找到“以械代疗”的办法之后，就成为医院和医生的自觉行为了。因为大家都渐渐明白，多开检查单与治疗单要比多开药划算得多。

　　药品回扣

　　医生是小节，院长是关键

　　医务人员的收入一直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

　　我特意查了下自己以前的工资记录。1992年，我的月工资是300元，此外有50元的劳务费和60元的夜门诊补贴，还有不到100元的奖金。加起来大概500元左右。这也是当时医务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除了基本工资因资历不同有区别外，其他都相差不大。医生与护士及管理层都差不多。

　　但是到了1993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从1993年7月的工资记录上发现了我的第一笔药品回扣收入——10元。我记得当时是院长直接交到我手里的，哪种药的回扣记不清了。以后大部分时间，我的月回扣收入徘徊在10元到50元之间。最高一次是168元。我在上面记了个“西”字，代表它是因为开西洋参得到的回扣。当时院长规定每个医生每月必须开一箱西洋参。

　　有了回扣之后，医务人员之间的收入就明显拉开了。因为这意味着医务人员的收入直接与病人开支挂了钩。病人看病花钱越多，医生的收入越高。在医院内部，回扣与奖金是不一样的，奖金通常是按看的病人人次计算，而回扣则是直接根据病人开单费提成，我的奖金在全院经常是最高的，而回扣却一直是最低，通常连别人的零头还不如。

　　也就是这个时候，各个医院里都出了几个有名的“快刀手”。比如，我们医院有个医生，每天只看10个病人(我一天通常看100个病人)，却能完成2万元的开单费，回扣收入一向是全院最高的，单此一项比工资奖金加起来还多。赶上下雨天，雨停后我们就会担心，不知哪个病人又要倒霉了。因为下雨看病的少，他又得完成开单费，所以找他看病的人就被宰得更狠了。

　　近年来，医务人员各种暗收入越来越高。据我所知，广中医院今年1月发年终奖每人一万元。今年3月医院居然将每年一次的国内旅游，改成了一次集体出国游，全院职工去新马泰旅游了一次。今年7月医院又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庆典活动，庆祝两院合并10周年，总共500多人，在职职工200多人、退休职工100多人、宾客200多人，在职职工每人1000元，退休职工每人500元。而在去年9月29日，彭浦院长赴北京出差，住的居然是北京五星级饭店的总统套房。而广中医院初中学历的院长不仅早就买了两处房子，女儿也早些年就赴英国留学了。

　　医院的账目也开始乱起来。按照有关规定，医院里药品利润率是15%，卫生局只允许医院赚药品15%的钱。可是，有一次我无意打开了医院财务的电脑。发现了一个秘密。从电脑显示的成本价与零售价差价来看，绝大部分药确实只有15%。但是，我试着键入一种新药价格的时候，明明是在成本价一栏键入的，结果这个数字自动显示在零售价一栏中，然后在成本价一栏出现了另一个数字——恰恰是零售价减去15%以后的数字。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成本价是根据零售算出来的。财务人员为此做了一个专门的程序，以便应付卫生局的检查。

　　近年来，社区医院正在推广“信息化”管理，一想到“信息化”，我就禁不住想到那个神奇的程序。心想若这样的话，医院造假岂不是更方便了？

　　大量的昂贵的抗生素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1999年5月，广中医院被市医保局通报批评，其中有一项就是给一位住院176天的病人用了132天的氧氟沙星。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么多的抗生素早就会导致另外一种疾病发生，而病人竟然安然无恙。我判断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护士偷了病人的药，第二种是药效(药品质量)有问题。

　　市医保局的这份通告下发后一直压在区卫生局，直到我向媒体反映后大家才知道。

　　有了回扣之后，医院和医生也就越来越和钱紧密联系在一起。“看病贵”也就成为必然。

　　医院也因为回扣问题出过事情。1996年上半年，医院合并前夕，虹口区11所地段医院中有9个药房主管被抓，最后全部都被处以“判三缓三”。在我们医院，我在院长的隔壁办公室亲耳听到药房主管对院长说：你不保我，我就把什么都说出去。我顶多判个无期，你不知要枪毙几次。

　　提及回扣，我心里总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其实在我看来，在市场经济下，又有哪个行业不存在回扣？谁又没拿过回扣？可是，对于医生拿回扣，大家却是特别反感，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医生一向被人们视作白衣天使，因此道德上的期望也就更高。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医院的现实环境下，医生不开回扣药是不可能的。在药品回扣的链条上，普通医务人员只是最后一环，不少医院的院长和一些主管人员才是关键啊。

　　医药分家

　　药监局在医院面前矮三分

　　现在有人提“医药分家”，其实在我看来，就监管而言，医药从1998年药监局成立时起其实就已经分了家。只不过“分家”后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医药分家的重要标志，就是原来隶属于卫生系统的药监局独立出来，成为管理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专职部门。此后，卫生局对药品基本就没有了发言权。

　　9年来，在举报各种假劣医疗器械过程中，我主要就是与药监局打交道。整个过程只能用一言难尽来形容。

　　现在临床用药越来越多、越来越乱，药品不良反应也大大增加。这固然与这些年大量缺乏极量限制的新药出现有关，但可能许多人不知道，这与以前医院里的一个重要分工——医院临床药师的消失也有直接关系。

　　临床药师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监督本院的医生用药科学、合理和安全，如果他们觉得医生的处方不合理，比如可能存在配伍禁忌或者是剂量过大过小问题，就可以直接将处方退还给医生，这会让医生很没面子，所以医、药没分家以前医生开处方时不敢乱来。

　　临床药师实际上是医院用药安全的重要把关人。职业特点要求他们既懂医又懂药。可是，在医药分家之后，卫生局管临床(医生)，药监局管药师，介入医、药之间的临床药师没人管了，在医院存在了几十年的这一分工也消失了。

　　药监局的成立是为了更好的监督药品和医院器械，其中重要的一块是医院里的使用，因为医院是特殊场所，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不能进入。

　　可是，不知为何，人们很少看到有执法权限的药监局到医院去执法。药监局在医院面前总让人感觉矮三分，药监局的执法人员对当事医生客气得很。

　　外部监督跟不上，随着医改的进行，一些医院自有内部监督制度也没有了。比如，以前医院的检查科室有“阳性率”要求，可是，后来检查科室也与创收挂了钩，这样检查科就希望医生开出的检查单子越多越好，他们与各科室医生由监督关系变成了利益共同体。

　　更重要的是用人制度的改变。医改之前，院长的权力远不像现在这样大，医生可以在会上直接向院长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几乎每个医院都有一些敢于“冲”院长的骨干医生。以前举报医院“乱”的主要也是他们。大概从1992年起，医院开始实施院长负责制。敢说话的人就明显少了。去年我在一家三甲医院暗访，被一位理疗科同行认了出来，她说认识我，她一报名字，原来我也知道，她以前也曾以“敢说话”出名。可是当时她对我直叹气，说现在也不敢讲了，说多了就会让你下岗。对医院里存在的各种问题，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医生，如果他们沉默了，上面就听不到真实的声音。这样一些问题自然就被隐藏和掩盖了。

　　干部待遇的变化也是医院歪风邪气上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前实行劳保制度的时候，与之并行的是“公费医疗”制度，大部分离休干部就属于“公费医疗”，那时候，连我们区委书记也要在定点的地段医院看病。这些老干部们觉悟高，政策水平也高，看问题特别尖锐透彻，他们都会果断地站出来说话，有的甚至直接跟院长拍桌子。他们说话都很有分量，因为有些老干部的级别比院长高好多。而医生和病人觉得医院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会告诉这些老干部病友。

　　可是现在，随着医改的进行，各地有了专门的干部门诊和干部病房。老干部们看病完全和群众分开了，没人跟群众一起排队了。因此医院里的一些歪风邪气他们看不到了，也体会不到了。

　　老干部们看不到医院里的歪风邪气，可并不意味着歪风邪气已经远离他们。由于离休干部看病百分之百由医保经费报销，一些医疗器械厂商联合个别医生也开始打起了他们的主意。我举报的“静舒氧”，最初就是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的高干病房中发现的。按其说明书，静舒氧的作用是净化空气，本身没有治疗作用。可医生把它说得天花乱坠，什么缺氧病人一用就好之类。老干部们不懂，还以为真如他们所说，是医院给自己的“优待”。我同学父亲是享受局级待遇的老红军，觉悟很高，为了给国家省钱，他拒绝了医院免费安排的专职护工。可是他万没想到，住院不到27天就用了2100多元的“静舒氧”，占到治疗费总额的80%以上。

　　造假造到离休干部身上，这事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可确确实实为我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联想去年的哈二院“天价药”事件，我就开始想，医改改到今天，不仅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就连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也成为受害者了。

　　被陈晓兰打掉的部分假劣医疗器械

　　1，ZWB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

　　1997年7月，陈晓兰所在的医院开始使用这种仪器。实际上所谓的“激光”就是“紫外线”，不可能有宣传的效果，于是她把自己的医院“举报”了。结果她被医院“解雇”。最终这种治疗仪被上海市有关部门于1999年4月15日取缔。

　　2，一次性石英玻璃输液器

　　ZWB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的附属产品，医院宣称在输液的时候辅助使用可以促进治疗。结果陈晓兰查询有关资料发现，其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登记号等都是假的。该“输液器”同“治疗仪”一起被上海市有关部门依法取缔。

　　3，假冒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仪

　　对正规产品来说，这是用低强度He —Ne激光(波长632.8nm)进行血管内照射和治疗疾病的仪器。它通过照射循环血液，对改善微循环和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是在临床使用中，医院夸大其疗效，号称可治疗各种疾病。陈晓兰举报后，于2003年10月被取缔。

　　4，一次性使用口鼻腔内照射光纤头

　　血管内照射治疗仪的配套使用产品，2001年期间开始投入大规模临床使用，号称可治疗各种疾病。陈晓兰在大量的调查后发现，这种仪器只是普通的无菌光纤头，市场价6元在医院却卖40元，临床证明没有明显治疗作用。经举报，2002年4月，口鼻腔内照射光纤头被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取缔。

　　5，可输液光纤针

　　一种可以用来输液的光纤针，是血管内照射治疗仪的配套使用产品，于2002年逐步取代被取缔的“口鼻腔内照射光纤头”，大规模运用。 实质是“一次性使用口鼻腔内照射光纤头”的变种产品，与普通输液仪器没有很大的功能差别。陈晓兰举报后，于2004年6月在天津等原产地被取缔。

　　6，伤骨愈膜

　　一种用于治疗骨折、骨质增生、肌肉及软组织损伤等多种疾患的医疗器械，形状类似于“膏药”。事实上，它也是不法分子骗取医保的“武器”。陈晓兰举报后，伤骨愈膜于2004年11月被取缔。

　　7，静舒氧

　　2004年10月，标榜“再架一条给氧通道”、可治数十种疾病的“静舒氧”在一些医院流行。经调查后陈晓兰发现，通过进气针输出的只是一般的空气。2004年12月，“静舒氧”在上海被取缔，2005年底，国家药监局发文对“静舒氧”有关问题进行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