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苦难
　　——阎连科《丁庄梦》批判
　　
　　
　　翟业军
　　
　　
　　一、
　　艾滋病是一个古怪的话题。在公共卫生领域，我们被反复告知艾滋病的数种传播途径，走在大街上，时常有妙龄女子大大方方走来，送上一本防艾手册和一只包装精美的安全套。在权力运作层面，艾滋病疫情却成了三缄其口、含糊其辞的隐秘。在患者自身，艾滋病更成了深烙于肉体和灵魂，代表了羞耻和放逐的“红字”。我们该如何把捉这个既敞开又禁忌的对象？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蓦然席卷全球的魔鬼？我们如何才能触及并缓释被苦难击中的人们心中秘而不宣的疼痛？
　　
　　经过太久太久的集体性沉默，“中国第一部描写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力作”《丁庄梦》终于问世。在拜读这本据说堪与加缪《鼠疫》、笛福《大疫年纪事》相媲美的小说之前，我想，一部优秀的艾滋病题材小说最起码要在三个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作家应该反思使艾滋病得以迅速蔓生的社会根源。吸毒？滥交？卖血？如果是前两者，作家应该探究人们何以愿意抛却现实世界，沉湎于虚幻的癫狂和痉挛，何以愿意抛却伦理和尊严，攫取一点纯动物式欢愉，于是，现代性的危机和症候便清晰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如果是后者，作家就应该追问人们为什么不惜以生命之液换取菲薄的金钱，又为什么只能以此方式换取金钱。当人民只能以此方式为生、致富时，管理者是否应该感到羞赧？当卖血引发的艾滋病大爆发时，管理者是否应该自责和忏悔？
　　
　　其次，作家还应该追述艾滋病村如何被一步步孤立，成为一只飘荡在河水中，永远不能靠岸的“愚人船”的。疾病与健康，残缺与整全，愚昧与文明，后者对于前者的斗争和整合是现代性最大的阴谋。我们尽情享受着文明的舒适，殊不知文明的前提是许多人以愚昧和疾病的原因被一笔抹杀。文明原来是血腥。还是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的体会最深：“我揭开了中国血祸传播艾滋病的真相，因此有的官员们烦我、恨我、打击我。在2003年吴仪副总理接见我之前，经常有人跟踪我的行动，监控我的电话。”在健康人看来，艾滋病村应该与世隔绝，决不能透露、传播一丁点消息的。患者甚至也被文明的法则规训，自动与世隔绝。高耀洁又说：“在艾滋病村有个口头语：‘防火、防盗，防高耀洁来到……’”
　　
　　最后，作家不能置身事外地观察艾滋病，而要认识到，艾滋病是自然对于现代人的惩罚和诅咒。在这场来势汹汹的瘟疫中，患者和健康的人，义人和不义的人，大家是同一条船上的。于是，作家应该广施同情和爱意，使早已疏离了爱的人们扶老挈幼，相依相靠地趟过困厄。作家更应该努力发掘生命的伟力，淘洗人性的光辉，塑造出抗击瘟疫的英雄，使深陷绝望的人们有了信心，有了方向。塑造这样的英雄与“三突出”原则无关，而是要建构一种存在的勇气。
　　
　　要做到这三点，作家必须具备勇气、良心和爱心。只有有勇气的作家才敢于揭出社会的不公，只有有良心的作家才能感受到被隔绝的孤苦，只有有爱心的作家才会传递相濡以沫的温暖。带着这三点期许，我翻开了《丁庄梦》。在忍受了阎连科太多装腔作势的修辞，啰里啰唆的句式，故弄玄虚的叙事技巧后，我不得不说，这是一部做作、残忍的小说，站在这部小说背后的阎连科出奇的冷酷，眸子里闪过一丝丝的寒凉。
　　
　　二、
　　丁庄之所以成为艾滋病村，是因为卖血。丁庄人之所以卖血，是因为管理者的组织和引诱。高局长煽动说：“别的县卖血早就卖疯啦，村庄里盖的楼房一座接一座，可你们丁庄……还是草房一片连一片”，并亲自率领丁庄人来到天堂般的模范血源村上杨庄观摩。丁庄人便开始卖血了，“丁庄轰的一声卖疯了”，“丁庄一转眼就成了沩县的模范血源村”。十年后，艾滋病爆发了，“树叶一落人就不在了，灯一灭人就下了世”。但人毕竟不是树叶，不是灯啊。那么多生命在恐惧和羞耻中煎熬，坠入幽暗无底的深渊。那么多生命害怕被病魔猛地攫住，惶惶不可终日。无数惊惶和死亡相累积，该是多么深重的苦难啊。阎连科应该紧紧抓住高局长以及高局长身后的利益集团，看看他们的冠冕上究竟流淌着多少淋漓的鲜血，看看他们步步高升的阶梯上到底堆垒着多少累累的白骨。于是，喑哑无声的大多数就有了声音，死不瞑目的冤魂就有了债主。阎连科还应该以这一血的教训为契机，进一步反思当下发展模式沾染的血腥气和暗含的痼疾，从而为执政驭民者进一句人文的忠告：千万不要再走那条路。遗憾的是，我们只能从高局长/高副县长身上看到愚弄和欺骗，只在小说开头偶露峥嵘的高局长却远远不足以代表庞大的管理者阶层。我们便把愤怒之火喷向血头丁辉。我们看到是丁辉采了无数人的血，是丁辉把一个针头插进几只胳膊，是丁辉说采500CC却采了700CC，是丁辉卖棺材给垂死的人，为已死的人配阴亲，家里便堆起了钱的山，积起了钱的海。于是，我们认为无商不奸，奸商丁辉成了管理者阶层的替罪羔羊，更大的利益集团成功地逃脱了道德审判。阎连科竟是利益集团的同谋？这一判断可能失之武断。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说，阎连科缺乏揭开层层黑幕，为孤苦无告者鼓与呼的勇气。没有勇气的人不配触碰艾滋病这一因为极度苦难而变得神圣的话题。
　　
　　当丁庄成为死亡之村，成为传播瘟疫的温床时，文明世界一定避之唯恐不及。避之不及就孤立之，隔绝之，以丁庄和丁庄人的空白化保证文明的安妥。也就是说，丁庄的悲苦不仅仅在于病魔的袭击，更在于它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却无法找到存在的位置，只能在被遗忘、被鄙弃中存在。想要体会到丁庄人在又不在的无助感，洗刷不去的污秽感，就必须和丁庄人站在一起，感受外界狐疑、轻蔑、决绝的目光聚焦在身体上的灼痛。于是，阎连科应该一边写丁庄的存在状态，一边写世界中丁庄的不存在。世界才是丁庄痛苦的根源。但是，小说中丁辉可以从一个乡村到另一个乡村，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去兜售棺材或配阴亲，甚至可以举家搬迁到县城。玲玲和叔叔的私情败露，还可以被打发回二十多里地外的娘家。丁庄人仿佛没有被人人退避三舍的瘟疫阻击，仍旧自在地存在于世界中。缺少世界这一参照系，我们就无法理解丁庄人生不如死，虽生已死的绝望，丁庄的苦难就在阎连科的手上大打折扣。我甚至要说，阎连科压根不愿也不可能推开丁庄人早已封锁的心门，那些积郁太久的疼痛与他有何相干？所以，阎连科缺乏体验孤苦和绝望的良心。
　　
　　《鼠疫》中的塔鲁说：“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的，没有任何人是不受鼠疫侵袭的。”同样，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是不受艾滋病侵袭的。那么，我们拿什么渡过这场世纪浩劫？看过《丁庄梦》，我们绝望地发现，我们根本无法获得拯救。这里没有同情，没有爱意，没有光辉，甚至没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哀戚。这里唯一的亮点是丁亮和杨玲玲绝境中疯狂、忘我的恋爱/性爱。不过，从苟合突变为惊天地、泣鬼神的绝恋，小说不能提供让我们信服的依据。迷狂中的男女互相称爹、娘也显得做作和不近情理。而且，这只是《坚硬如水》里高爱军、夏红梅绝恋的翻版，只是阎连科一遍一遍讲述之后又一次驾轻就熟的操练。这种操练又有多少诚意？阎连科还是试图为我们也为他自己寻找着最后的救渡的。爷爷本来是带领全庄人卖血脱贫的“救星”。艾滋病的大爆发使他知道自己和儿子丁辉作下了大孽。小说结尾，爷爷恍恍惚惚间拿起一根胳膊粗的栗木棍，砸向儿子的后脑勺，儿子未及出声就软软倒地，“流在地上的血，如开在春天里的花”。于是，久旱的大地狂饮着倾盆大雨，女娲一甩沾满泥土的柳枝，地上就有了好多泥人，又一甩，地上又有了成千上万的泥人。爷爷就看见一个“新的蹦蹦跳跳的世界了”。但是，我想追问的是，杀掉一个丁辉，瘟疫就能够被一劳永逸地祛除？丁辉真的是罪魁祸首？那些纵容甚至操纵丁辉的贵人们到哪里去了？丁辉即便罪大恶极，他的血怎么就开成了春天的花？这样的花我宁愿不要。而且，我们的救渡只能靠一个老人偶然的灵魂出窍？救渡就真的那么轻省，也那么脆弱？说到底，阎连科还是怯懦的，缺乏爱心的，无力直抵最惨烈的真实，并于绝地开启出救渡的源泉。
　　
　　三、
　　缺乏勇气、良心和爱心，阎连科还剩下些什么？我的回答是狠心。小说的内容简介是这样的：“小说以中原地区曾经发生的艾滋病蔓延为背景，着力描写一群愚昧无知的农民当初怎样掀起卖血的热潮；发了荒唐之财后，怎样互相攀比他们的新屋、过上他们自以为是的美好生活；等热病爆发后，又是怎样暴露出这些人身上的劣根性……作者在抒写农民身上的愚昧、顽劣和悲情时，一直是冷峻且不遗余力的……”这段概括罕见的精确。我们看到赵秀芹濒死了，给全庄病人烧饭却偷了病人的米。赵德全没几天活了，却偷了玲玲的红绸袄。李三仁快下世了，却念念不忘他保存多年的村委会公章。贾根柱、丁跃进脸上从里到外透着死的青光，却发动了“政变”，成为丁庄热病委员会的主任。丁庄都快溃烂了，人们却赶尽杀绝地砍伐大大小小的树。我们仿佛跟随鲁迅回到了未庄、鲁镇，怒其不争地注视阿Q、孔乙己、华老栓、闰土们混沌、愚顽地生活着。我们更仿佛在阎连科身上重又感受到鲁迅那种“冷峻且不遗余力”的批判锋芒。
　　
　　鲁迅在怒阿Q之不争时，时时记着揭出赵老太爷、假洋鬼子、举人老爷的压迫才是阿Q不争的根由。鲁迅在写孔乙己喝完酒，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手慢慢离去时，悲伤已远远压过怨怒。鲁迅怨怒原来是因为忧伤盈怀。但是，阎连科却不管真正的凶手是谁，胡乱地拉来个丁辉垫背。不仅不揭穿黑幕，还声色俱厉地鞭打着受害者的劣根性。这又何异于鞭尸？阎连科于心何忍？当然，我并不是说不能批判，不能启蒙，而是说任何准则、主义、真理在艾滋病这样巨大的苦难面前都是苍白的、无力的。当我们一起面对这无边的苦难时，我们需要同情，需要爱，需要信心，需要心手相连地共同渡过。让那些批判走开，如果批判是真实的。让那些批判见鬼去吧，如果批判是虚伪的。所以，往好处说，阎连科只把艾滋病当作普通的困苦，来观察困苦如何激发出人们的劣根性，从而表出启蒙的主题。这是启蒙的错位，启蒙决不是无往而不适的真理。往坏处说，阎连科混淆了视听，把苦难归罪于受难的人：你们为什么如此不可救药？看，你们得到惩罚了吧！
　　
　　我不否认我在审视阎连科时带有太多的道德义愤，轻视了文学性。但是，在这种深重的苦难面前，文学是无足轻重的。或者说，只有直面苦难，并给予苦难中人以悲悯和爱意的文学，才有了深度，有了重量。阎连科在《后记》中说，读者对《丁庄梦》“说三道四”是吐口水。我想，上面的文字绝对不是口水，而是能滴出血和泪来的心声。
　　
　　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面对苦难？那么，让我们一起温习《鼠疫》吧。里厄医生明白，在苦难面前他的自由到了尽头，他的反抗没有前途，他的生命可以消亡，他的胜利总是暂时。但是，这些都不是他停止斗争的理由。他要在自己的位置尽自己的责任，每日为抗击鼠疫累积一点力量，不去问永恒，不去问抗击是否会失败。他不就是西绪福斯？他们都是苦难的英雄，他们都高于他们的命运，他们都比鼠疫和巨石强大。
　　
　　最后，让我用里厄编写《鼠疫》故事的初衷结束本文：“……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藐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