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伟大的人物，其伟大并不在于他构建卫个如何精致的哲学体系，在这一点上庄子恰恰是不值得名垂千史的：他的著作含盖面虽然达哲学、政治、伦理、文艺、思维等各个方面，但都是言微意深，难探其究。庄子伟大其实在于他是第一个在中国的土地上认真而严肃地去思考“非人”的问题的哲学家，而且他是以文学家的笔触，哲学家的视角来言说“人生”的。从他浪漫不羁的文笔中，我们可以读解到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光华和隐藏在这种优美文笔背后的历史根源。
　
本文试图从庄子的时代出发，来理解庄子对于人生以及社会的特殊关怀，并且本文也无意于从唯心或唯物主义之划分的角度对庄子的人生哲学作褒贬议论，因为从“启迪后人对于一系列人生问题进行思考”的角度讲，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唯心或唯物成分都是有意义的。此外，本文着笔以《庄子》全篇为依据，因为首先《庄子》原书本无内、外、杂之分，不能依据内篇文字深奥，外、杂篇文字肤浅证明　　　　外、杂篇为伪。其次，外、杂中有“封候”、“宰相”、“仁义”、“六经”等语，并不证明是汉代著作，因为其在《易·盅》，《诗·小雅·二月之交》，《孟子》，《韩非子·显学》等早于庄子的著作中都已有过。
　
一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深深扎根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他在论著中所持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及所提出的达到理想境界的方法来源于他作为普通个体对环境产生的确定性体验和对摆脱现世困境的希望。
　
据《史记》记载，庄子生于公元前369年，座于公元前286年，为宋国蒙人，而宋国正是于公元前286年为齐国所灭。宋灭国前近个半世纪，是在宋偃王的统治下，其暴虐嗜杀，当时各国称之为“桀宋”，偃王执政时期统治内层争权夺利而分崩离析，人民生活混乱，困苦不堪，于此同时，各诸侯国间的战争规模也达到空前的程度，与庄了出时代的孟子有两句话，说明了当时统治者的暴虐和人民的痛苦：“今夫天下之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上》）“民之憔以于虐政，未有甚于此者也”。（《孟子·公孙丑上》陈鼓应认为“庄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很像存在主义者在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普通灾难感所描绘的人类极端情境。在战祸连棉的战国时代，危机感是普遍存在的，庄子对这极端情境的深切而敏锐的感受，是形成避世态度的根本原因”。1
　
诚然，对于庄子是否是避世还有待于斟酌，但是的确在战国时期，这种人类相残，朝不保夕的境遇以特殊的力量重击在庄子的心灵深处。庄子有着一切中国古代文人所有的悲天怜人的情感，这无疑是时代造就挫而是根本上抹不去的，这种情感的产生正是来源于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庄子对于这个时代的“确定性体验”。
　
这种体验首先以一种对于当时社会的直陈描述的经验形式不时地出现在《庄子》各篇之中的。如庄子借颜回之口描述当时卫国的卫君“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译。若蕉，民其无如矣”。（《人世间》）他又指出“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扬相椎也，”（《在宥》）
　
同时，在《庄子》一书中那些高人也都是“兀者”、“无趾”之类，这无疑也从侧面看到了战争与暴政在庄子经验世界中造成了无法磨来的印迹与创伤。然而经验毕竟只是主体对外界的单纯感知，时代给了庄子、孟子、墨子等先秦思想家共有的经验，重要而不同的是当这种经验越过感知层进入评价层时也即体验产生之时，诸位思想家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因而导致他们对现实采取了不同态度。固然孟子、墨子也看到了人类相残，弱者不幸的局面，但是他们属于热心救世的圣贤，他们相信苦难的根据
　
是政治，因此其学说旨在从政治上来解决问题。庄子与他们不同：“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我宁游戏读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庄子列传》）。
　
由此看出，庄子从根本上否认仕途的可能性，也不以救苦的圣贤自命，他不担当任何责任。应该说庄子的体验是完全出于一个普通个人遭遇如此黑暗的时代所得来的，有人认为庄子的人生思想是出于一个没落贵族所特有的不满而产生的，我认为这不是中肯的。《史记》中记载庄子的一生以织鞋为生，他并没有直接经受到从贵族到平民的这一转变，而如果说他的思想是没落贵族的，那么是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也应属于没落贵族了，他们的思想应该一致，然而事实上思想却大相径庭。“庄周可能是没落贵族，但他不是以没落贵族的身分活动的，而是以知识分子的身分活动的”。2因为说没落实贵族不能表示庄子的思想，他是纯粹以一个普通个人的身分去体会“个人”在黑暗的世道里的无安全感的。
　
当庄子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观察这个世界，个人外在力量的不可比性在体验中形成了近乎信念的东西，这种体验的确定致使又不仅仅作为一个普通个体，而更作为一个有哲学家的眼光的敏锐的知识分子的庄子限入了时代给予的第一个困境：生与死。原来，生与死只是弧弱被突出到再显亮不过的地位，人该如何驾驭这对矛盾呢？生是否还真的有意义？驾驭生死的到底是什么力量？人们能否摆脱由生死所带来的心理羁绊呢？这些问题是前人所不曾注重过的，到了庄子，他深刻地感应到了柔弱的个体在黑暗中的呐喊，因此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注重思考死亡的人，当人的生死从自然之限转变到草菅人命的增遇之中时，莫大的痛苦使得庄子不得不对生死做出凝重的诠释，《庄子》中有则寓言写道：“庄子之楚，见空骷髅，然有形，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至乐》）可见，“死生这种本身属于自然怀质的大限，完全地或经常地是在某种社会的因素作用下，以某种具体的，非自然的形式实现的”。3在庄子看来，人的这种死是必然的，在特定的时代，这些因素不再是同时可供选择的，而是唯一的，规定性作用的了。故“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物之情也”。（《大宗师》）这是一种无奈的反抗。
　
生与死若说堪称是外在的困境，那么哀与乐则是人在内在情欲的又一困境。庄子同样认为哀乐是与生俱来的，“人之生也，与忧惧生”。（《至乐》）“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知北游》）然而，就是在这人情沦落的时代，庄子目睹了情欲满足的快乐与不满足的痛苦，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什么又是真正的悲哀呢？庄子在以与常人不同的眼光徘徊于这种矛盾之间。由此他也更注重了对于人的情感与意志等自我精神领域的思考。他认为：”巡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之帝之悬解”。（《养生主》）庄子正是看到了现实为物欲所累的人们即使暂时得到了快乐，但随着不断得追求物欲而再度陷入痛苦：“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齐物论》）庄子认为这种现实普通存在的“快乐”正是一种大悲哀。正是由于人们的这些物欲的膨胀才又陷入了无限的痛苦。而真正的快乐由庄子看来是‘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田子方》）也即常人之所界定的那种哀乐的不发作，才是真乐。而庄子也认为：“真人……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大宗师》）也即真乐是顺应本性的喜怒哀乐。这里看似庄子的确在哀乐困境中产生了矛盾，但实则不然。庄子是不以常人的哀乐为哀乐。在（《至乐》）篇中的他集中论述到：“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原味美服好色声音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原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声音。若不得者，则大忧大惧，苦为行也亦愚哉！……吾关乎孰知所乐，举群趣者，泾泾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矣，有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至乐》）他虽在行文中似乎对常人之哀乐未置可否，但其实他恰恰把现世的哀乐都归为了哀——“真哀”。因此，有人也认为庄子从消极的方面否定了人的情感与意志：“庄子是简单的在与心境的寂静，与本然状态相对立的意义下——一种外在的对立来理解情感与意志的”。4同时，把顺性即达到　“道”的境界称为“真乐”。然而最终庄子本人也并没与这种“乐”达到绝对的统一，这也正是他之伟大所在，这将在下文所述到。
　
有人说，庄子的人生扣学是教人快乐的5，这只讲对一半，更因看到的是庄子的人生哲学是与他埋在心灵深处的对于现工黑暗的“痛苦”的确定性体验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当社会普遍失范，个体就会有不安全感，于是客观世界与主观状态产生了强烈的冲突，而与中国绝大多数文人一样，庄子的思维趋向是求乐的，这就必然致使他对时代反映到普通个人身上的生与死的困境和哀乐情欲的困境进行痛苦的思索，试图找到一条通相“真乐”的途径。由此，庄子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基于乱世中的人生两大困境而展开了自己的人生哲学。
　
二
　
庄子的人生哲学，归结起来是在向人们展示“自由”的境界，在对“自由”权利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一面，还可以看到理想与实现统一的一面。其冲突是庄子式自由形成的基础，而且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与庄子描绘“自由”的积蓄成正比；其统一是庄子式自由可能获得的基础，这种统一宣示了“自由”有达到的途径。
　
（一）
　
如前所述，庄子的立场是普通个体，这就使他对现实黑暗产生了比孔、孟、墨更强烈的痛苦；同时庄子又是一个具有清醒意识与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这使得他所怀有的理想绝不会附和当时社会追名逐利的大流，从而产生了对现实更强烈的不满。这种强烈而淡同寻常的痛苦与不满正是在庄子内心中的理想与实现冲突的表现。也是在这种冲突下，庄子获得了寻求他摆脱痛苦，通向乐的境界——自由途径的凡理基础。
　
在庄子看来，现世给人们带来的一切都是苦难（或许它并不被世人察觉，甚至还被当成快乐），这种苦难来自由社会制度、习俗、道德等束缚，庄子把它们全部理解为“不自由”所以在庄子看来现实无自由：首先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死不自由。杀生予夺全在一声令下。其次，人们的喜乐情欲也被外物所役使，情感不自由。那么只有消除“不自由”才有可能消除痛苦，这是一个逻辑的必然结果，而且对那种“不自由”越是体验深，对“自由”的憧憬就越迫切。由此，庄子创造了他的“自由”境界。
　
“自由”是庄子的一个理想境界、一个最高目标，也是一个快乐的真谛。庄子认为的自由并不是指行为的独立自主或是认识了必然性那种意义上的自由，它是一种个人精神上的无所束缚，或者说是一种情态的自由，用庄子之言也就是“逍遥”、“天放”。
　
黑格尔曾说：“现实世界的人们不能得到的东西，只有在彼岸世界里才成为抽象的现实。在这个抽象的世界里，个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内心寻找现实中找不到的满足”。庄子对“自由”意义的这种选择正式因为他看到了现实行为自由的无能性和看到了弧弱个体被偶然性所主使的局限性，所以庄子的自由是基于对现实不满足的情况下作的选择，并非附庸风雅，故弄玄虚，其埋藏在“肖遥”、“天放”、“自由”背后的痛苦一直弥漫在他的行文之间。如在《逍遥游》篇，庄子尽其所能将精神领域的自由试图用现实的人和物加以刻画。“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臣其下。……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遥游》当然这种游乎四海之外，和无有之乡的逍遥是不可能在现实中以人的形体存在的，这只能由心灵去“第六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当心灵摆脱了对物的贪恋与束缚，而且只可能是心灵的摆脱，那样才可以达到这种境界的自由。
　
庄子在对其“自由境界”进行描绘同时，创造了许多神异之人，这些人正是拥有绝对至上的自由而成为庄子理想人格的，他们是庄子式自由的载体，这些神人就是自由的表征。因此，可以这样说，庄子的理想人格以“逍遥游”为特征，是指向个体的自由，庄子将这种获得真正自由的人称作“至人”、“神人”，这些人都是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
　
在对这些理想人格的描述中，描述的最为完整的是“真人”：“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不能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言若哇，其哮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人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忻，其入不惧，然而往，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大宗师》）
　
从这段细腻得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的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就时超脱与神异，也就是自由，是对绝对个性自由的描述，这种自由也正是对人生困境的一种超越，“不知悦生，不知恶”是对生死困境的超越，其齐一生的精神正是寓意要摆脱现世人们的生死的价值标准，超越现世无法选择的生或死的状态。“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这又是对于现世哀乐的一种否定，达到了无乐（现实的乐）而诚乐的地部。至于“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然而往，然而来而已矣”也正是表达了顺性行事，不妄作为的自由与快乐。而那些“登高不栗，入水不濡”之言则是企图在观念中排除现实人作为弱者的不自由状态，而以不羁的手笔寄情于这些个真人，神人身上，即把在现世中的期盼实现在这些人身上。关于这川描写还有很多，如“得至美丽游乎至乐”（《田子方》）的至人，与“上神乘光，与形灭之，此谓照矿。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之，万物复情”（《天地》）混冥境地的神人等。
　
庄子描写这些神异的人，并非要告知现实确有这种人存在，之中理想人格只能是在人的主观世界中存在的，而这种庄子式的绝妙幻想是要告诉人们去向往精神领域的“自由”。
　
在这里，无论庄子以何种虚无缥渺之言，创造出何等的神人来表达与体现自然本性的道融合而得的精神自由，都是对现世肆意造作而惹得生灵涂炭的现实丑恶的一种否定，而又通过这种审美角度的否定来告知人生的最高境界与诚乐的归宿就是——自由。
　
从庄子对于理想人格的表述里我们可以窥探到庄子“自由”的内涵是无待、无累、无惠的逍遥，也是没有偏执一党的天放，就是保有本性，不为外界所动，根据与道合一的人的天性来行事，并且乐于保养这种天性。总的来说，这种自由是理想中的主观与客观无任何对立的个人自由自在的存在。庄子大力描绘的这种令人迷醉的自由境界实则都是对现世肆意造作惹得生灵涂炭的丑恶的反面印证。
　
（二）
　
人还可以活在世上，是因为还有未泯来的精神存在，在这自由的境界里，人能享受到一切人之为人的自足感，能享受到顺因自然的本性行事而得到的诚乐。但是，人必竟还是现实的人，庄子一样认识到人类依然双脚站在黑暗的土地上，那么是否理想与现实能达到同一呢？更确切地说，能否给理想的自由以恰当实现的途径？庄子的回答是肯定的。
　
从理论上庄子提出了达到这种心灵的自由说精神自由的方法是“坐忘”与“心斋”。“坐忘”也就是端坐而忘掉物我的精神境界，即通过静坐修养，彻底忘掉周围的世界、自己的知识与形体，使自身完全与“道”融和。“心斋”同样是强调了精神状态的虚静，摈除外界情欲，目的是为“道”归集。“道”在庄子那里并不象在老子的“道”那样具有客观的意义，而是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的最高人生境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庄子要追寻的“精神自由”的真意所在。
　
继而，庄子不仅在理论上提出达到自由的修炼途径，而且也提出了一套更实际的处世原则，这种处世原则就是“安命无为，齐物我”。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不造作，不亡作为”，庄子借北海若之口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秋水》）庄子认为顺应自然本性而为就是自由幸福的，而妄为造作违反本性，则不仅不能得到自由，而且还会走向其反面。这里，庄子正是看到了现世的恶与人类的不自由是由于人类自身背弃了自然而选择了文明而得出的结论，人生活在世间，不要“以人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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