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六通知”的下达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实际上，电影的“大革命”则早在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上就把《武训传》给拉出来批过了。电影艺术作为当时文化传播的领头军，自然第一个被想起并第一个被利用。政策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所以“大革命”前后的电影作品无不渗透着浓重的政治色彩。　
　　　　由于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3年，毛泽东就对戏曲舞台上的旧戏曲进行了批评，认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了戏曲故事的主流，称其是“牛鬼蛇神”。传统文艺工作在文革期间被全面否定，戏曲和电影因为其社会影响性而被拎出来做了第一个“反面教材”。“文革”期间的社会风气是近于疯狂的，政治状态是濒于极端的。而这自然也便直接导致了艺术的极端化。
　　　　　我们可以看到，1964年江青在《谈京剧革命》里提出‘京剧可以移植’的极具创新意识的理论，并强烈要求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于是，为了更方便快速直接地宣传革命思潮，戏曲为迎合当时意识形态的需要，在艺术形态上被严重变形，逐渐无所觉地演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电影作为文化的再现形式，一方面具有加深现有政治状态下渗透文化体制的协同作用；一方面也起到加固文化基底的条件下对政治理论和政治风气的促进作用。这种潜在的双重作用促使演员出身的江青包揽了全国的文艺工作以后，很快抓住‘现代京剧及其电影创作成为文艺工作的首要甚至唯一的核心’这一切入点，迅速树立全国文艺革命的旗帜——样板戏。
　　　　　虽然变形后的戏曲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被极端政治化，但值得欣慰的是戏曲电影工作者依然在政治夹缝中为艺术寻到了生存空间。在进行现代化改造、保障了新题材新形式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艺术性的最大发挥。
　　　　　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样板戏中的女性角色塑造是前所未有的。具有极强的时代色彩和政治特色。笔者认为，这是有必然的心理和社会根源的。
　　　　　中国在父权文化统治下经历了两千多年，其长短不亚于封建统治的时间。20世纪中后期，由于战后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女性‘被迫’开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在人权运动的促进下，中国女性自主意识开始萌动，女性看到了自身地位的无端低下和自我意识的无故缺失，于是长期被边缘化的女性开始反思自己的社会身份。
　　　　　女性一直以来以性感的形象在文化艺术领域进行着男性附属品的表现，女性的身体在文化艺术作品中往往被‘物化’。但随着这次思潮的涌动，她们开始进驻思想领域、进驻经济领域、进驻政治领域。尽管事实证明女性在其他方面并不比男人差，然而群体的思想观念依旧停留在男权的价值体系中，女人的从属地位并未从历史性‘奴役’中解放出来，女性永远被不公地架构在男性主导世界之外，以‘局外人’的身份从事‘局内’活动。
　　　　　在此情况下，大凡有些自主思维革命意识的女性都不会安于做个‘他者’。江青无疑是一个不甘做历史的人质的人。时代环境允许她把样板戏表现形式的主体架移到女性身上来。于是我们看到了《海港的早晨》看到了《杜鹃山》。
　　　　　许多人不喜欢《海港》中方海珍的形象。方海珍在观众眼中已无庸质疑地全然丧失了身为女性的全部特征，转而代之的是中性得近乎男性的气质和态度。理论上来说，这不难解释。首先，斗争时期的斗争对象和斗争目的是明确的，好与坏一目了然，故而在艺术创作上人物的特性也很鲜明。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和平时期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隐性的，是不便于挑明的。如果不能突出反面人物的恶，那便只能放大正面人物的善了。于是优秀党员的优秀品质被无限放大化，符号化，方海珍拥有作为一个领导者所有的必要元素，最后被架空成一个概念。没有了精神内核，丧失了人物个性，最后成为一个教条式的框框，观众看到的是在屏幕上活动的“党员”两字，而非一个人，一个女人。
　　　　　《杜鹃山》是最集中体现了文革16字方针的作品。柯湘的正、大、明、近、仰和她表现出来的状态都让观众觉得与方海珍几乎无异，女性特征气质缺失，男性表现泛滥。似乎誓要将女性潜在的双性特质全部普遍化再搬上银幕。
　　　　　很显然，性别在这两部例片中完全被淡化，转之而为工作能力的强调。不幸这种模糊性别的创作特点恰恰体现了江青女性主义的局限性所在。
　　　　　江青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倡导者，她渴望与男性一样进行政治统治，喜欢别人称她‘女强人’或者明示她是‘女性领导人’。然而她忽视了：只要试图将女人同男人世界中分脱出来，这本身就是受了男性文化所支配的。
　　　　　现代女性主义的研究已经从“分析差异的压迫性”发展到“描绘差异的特殊性”的进程了。不过，江青认为两性之间是不存在差异的，她以为现有的差异是几千年文化沉淀的结果而非客观事实的存在。女性于男性在她的思维中是同一的。事实上，众所周知地，两性是毋庸质疑地存在差异的，这差异存在于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不论怎样反对男权，女人都必须也只能承认这一点，并需要认清女性自身的特制和本身的特殊性。
　　　　　诚然，历史是有局限性的，江青本人的认识对历史的局限性起到了扩大化的恶性后果：狭隘的思想意识形态对文化艺术工作起了不可逆转的致命的钳制作用。所以，样板戏中的女性角色塑造不仅有很大的局限性，也有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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