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美国纪录影片《南京》在大陆带来的首要震憾是什么？当有人对那场灾难趋于淡忘和麻木时，欧美有识之士对日本侵华屠城竟如此刻骨铭心，对强盗残酷人性的深刻揭露令人料始不及。我的心灵反应也不例外，我为其中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任凭自己泪水流淌。
　
但更让我震憾的是，当政府和军队面对日本铁蹄践踏一国首都而无能为力时，是一群本可以置身度外的欧美人向苦难的南京难民敞开了如此温暖的胸怀，伸出了如此友爱的双手。
　
在那腥风血雨的岁月，来自德国的拉贝、美国的威尔逊、华群小姐等一群外国人在黑云压城的南京城开辟一大片“国际安全区”，拯救二十多万无力逃出魔掌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他们也势单力簿，仍与侵略者据理力争，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放弃本国大使馆组织撤离的机会，尽自己的力量为难民提供最大的援助，扶危济难，奔走呼号。同时，他们作为中日战争的第三方，冒着生命危险用笔、用摄像机记录下真实的历史，想方设法带出日占区，代苦难的中国人民向世界寻求援助，也为战后审判战争罪犯提供了珍贵的物证。
　
过去只知道加拿大共产党派白求恩不远万里来中国帮助抗日，那是因为他信仰共产主义。《南京》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西方基督教徒，过去在我们印象中尽干奴役中国人民思想的所谓传教士，也对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处在內忧外患中的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提供了極其可貴的援助。
　
更没有想到的是，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他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日本的盟國，他本人是德國納粹党南京小組的負責人，這就使他对侵略者的抗争和对难民的帮助，以及他記述血腥一页具有別人難以代替的特殊作用。
　
他们为什么悲天悯人，救苦救难，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因为信仰，他们勇敢地留在了炮火销烟的城市。他们的内心情感和身体力行彰显了人性的光辉，伸张了人间正义与社会公理。　　
　
这是一个中国人相对陌生的信仰，在一场生死劫难面前展示出伟大的力量。它同样令我们热血沸腾，心潮激荡。我由衷地感叹，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代表人类正义的信仰都是高尚伟大的。社会危机可能摧毁一个社会，但最可怕的是信仰危机。靠信仰可以在废墟上重建社会。没有信仰，一个富裕的社会可以毁于一旦，一个毁灭的社会不可能真正重建。
　
当前中国，在为社会缺乏诚信长叹之前，已有信仰危机乌云密布。人们不相信神仙皇帝，也不相信什么主义，佛陀远去，上帝天隔，只相信自己的感觉。结果社会物欲横流，人们唯利是图。
　
无论怎样呼吁人们坚持过去的信仰，却始终唤不回当初那份忠诚和热情。是人们篡改和亵渎了信仰，还是信仰欺骗和误导了人们？
　
难道这一代人比祖一辈人的认识能力更强？如果说那些食不裹腹的穷人是为了一口饭吃去参加革命，从此确定了自己的信仰，不足以作为我们确定信仰的榜样，但当时一些年轻知识分子背叛自己的阶级，放弃富裕的贵族生活，离开自己的城市和家园，从事职业革命，他们当时心中的信仰，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基于这个推理，至今没有动摇我对革命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敬仰。但这份敬仰不否认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暇疵，以及他们所开创的事业所经历的坎坷。
　
如今，一些根本没有那份修养和胸怀，只是因为拥有金钱财富或者地位及影响，就能被邀请进一个神圣的组织，就被冠以某某信仰者，这丝毫没有抬高这类人的政治品味，反而亵渎了这份信仰。
　
更有一些人，明明现实中已经改变了初衷，已经沦为个人主义者，却仍然道貌岸然地装扮成“虔诚的信徒”。这类人的行为非但无助于信仰的坚持，反而消释了别人对信仰的敬畏。
　
更有一些人，贪脏枉法，中饱私囊，在正义与法律面前惶惶不可终日，却猥琐地跪倒在佛祖面前，乞求保佑，苟延残喘。
　
诸如此类，说明“有识之士”并不是没有信仰，而是误读信仰，把玩信仰，信仰当成了他们欺世盗名的遮羞布和挡剑牌。
　
人不可能一定是“无神论者”或“有神论者”，却一定要有自己的信仰，坚定自己的信仰是坚守自己人生最重要的财富。中国从古代先贤到近现代仁人志士，他们在历史上留下自己不朽的足迹，无一不是信仰的力量。　
　
然而，当代思想家和无神论者萨特（法国）不仅拒绝世俗价值的判断，而且对宗教非常反感，他认为宗教只不过提供了许多人伪装的借口，他的主张又让我对信仰再次产生了困惑。
　
他说，一个人如果有宗教信仰，当他犯错误时，只要很虔诚地到教会去忏悔，就可以洗清所有的罪恶，洗清罪恶后，不再感受任何压力，然后就可能不自觉地回到旧的生活路线上，继续做一些不好的事。如此不断循环；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忏悔的机会，错误就会压迫自己的良知。如此一来，这些人反而能够从错误中得到教训，而让自己在思想上、行动上都更为谨慎。
　
萨特的观点不一定是问题的全部。一部分教徒在教堂内外表现不一样，这与我国当下假信仰真信钱（或已）如出一辙。但我相信，西方基督教发展千余年，对于整个西方文明和世界文明起到不可惑缺的作用。即使如萨特所说，每个人能够在教堂真诚忏悔，这对于当下中国人放弃信仰，不讲是非，只论强弱来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我忽然觉得，与其说很多人是什么“信仰危机”，倒不如说是“信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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