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近因为有港府“智库”提出共建港深国际都会，让陶杰逮个正着，用数篇专栏文章讽刺在香港的知识分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坐稳了智库的人，另一种是想做智库而未得的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就有为帝王师的终极梦想，甚至是刘备这样的卖草鞋的破落皇族三顾茅庐的故事都能被后人读解为刘皇叔知人善用，礼贤下士，重视知识分子。在三国那个年代，要是比拼“智库”的名头，怕是少有能赶上卧龙凤雏的吧，即使是东吴也是前周后鲁毛头陆，但悄悄问一句，站在历史学的角度一统天下的又是谁呢？
《东方企业家》8月号的封面人物采访的是印度商务部长杰伦·兰密施，幽默健谈的商务部长加上刘嘉偌同学的生花妙笔成就了一篇出众的封面报道。兰密施部长总结说现代社会有三条规则：“任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与经济学家的数量成反比；第二，任何国家管理技能的提升与工商管理硕士的数量成反比；第三，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律师的数量成反比。”
5月的时候，老许和锫坚在香港采访担任港督彭定康中央政策组的领导人顾汝德，当时的中央政策组延揽“顾问”百余人，都甘于做隐藏在政府决议后面的Nobody，而现在的“智库”个个带着“帝王师”的幻想，跳到前台，大声宣布自己从今不再是不留名的英雄，而是要做一个肩负着特区数百万黎民百姓生活大计的Somebody，甫一出手就抛出“港深国际都市”的宏伟蓝图，这是要考验国际社会对回归十年的香港何去何从的想象力吗？
世界果然是平的，香港那边正为智库不再低调搞得忧心忡忡，祖国大陆不为人后，经济学家最先适应了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他们在传统学术刊物之外，迅速占领了报刊舆论阵地。经济学家彼此争论着走过春夏秋冬，他们一步步走下神坛，当一个经济学家只剩下“立场”，而没有用学术解释现实的能力后，不把他们拉下神坛就是对人民智商的侮辱。搞笑的“穷人经济学”只是商家的噱头吗？
大陆渴望为“帝王师”而未得的学者数不胜数，有没有实力先混个脸熟再说。于是水平参差不齐的“知名学者”占据报纸版面，有很长时间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媒体会纵容薛涌老师这个“知名”历史学助理教授到让其无所不谈的地步，看过超女后我有点明白了，原来是我低估了中国媒体编辑的水平，他们让薛涌发言就好像湖南台的超女海选，先来几个音乐学院的准科班，再来几个酒吧唱出来的，最后登场的肯定是一个超级自信，除了唱歌跑调外无所不能的选手，观众在哈哈大笑中结束半小时的音乐欣赏。薛涌老师就是总当这个压轴的选手，当久了自然有了“大将风度”，文章发得漫天遍野的，现代社会也真是的，除了审美，还非要审丑，强烈建议大二、大三初步接触内容分析的传播学同学分析芙蓉姐姐走红BBS的跟帖和薛涌老师博客跟帖者之间的异同。
每次说到薛涌老师，都让人觉得我和他有深仇大恨似的，其实我除了觉得他不懂事之外（尤其是他对茅于轼老师在南方都市报评论版面上的争论），他写文章甚至被不识货的编辑发表都有他的权利和自由。但报刊连篇累牍发表薛涌的文章明摆着就是对中国学术界的嘲笑，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让一个在美国花费数年时间好不容易熬到历史学助理教授的老师天天教导中国读者1+1=2有意思吗？中国大大小小的报刊编辑让他顶着那个“知名学者”的帽子谈论和历史学八杆子打不到一起的话题，这实在是丢中国新闻人的脸面啊！现在什么都讲外包，中国国内学者人力资源这么便宜，怎么非要向薛涌约稿呢？国内的学者即使不“知名”，至少也是个“专家”啊，如果只在乎知名与否而不计较学术能力的话，姚明比薛涌更“知名”，要是姚明也给国内报纸写同样题目的专栏，能不能把薛涌比下去？
当中国二流的经济学家怀揣着“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在舞台上大喊“I　am　coming!”的时候，经济学者失去了自身的定位，当他们普遍认为自己是卧龙凤雏一样级别的“智囊”时，有必要回忆近两千年前的的中国历史，统一中国的并不是有着男一号英雄诸葛亮辅佐的蜀国，恰恰是拥有郭嘉、荀攸这样低调的可怕的幕僚辅佐的魏国。
经济学家应该知道自己学科的边界，连把理性选择当作经济学第一要义的经济学者都选择先站定立场然后大放厥词时，我只能说市场经济真是无所不能，竟然可以让研究历史的学者打着挣奶粉钱的旗号，高喊着言论自由的口号，站定立场，挥舞大棒，任务就是砸下去，误伤多少人那是报纸要考虑的事情，反正为了他的言论自由，这个大棒必须得砸下去才行。
我看不明白了，他是要挣奶粉钱还是要救黎民于水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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