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一则令政府管理者振奋的大好消息，而对公众而言，却恐怕深不以为然：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昨天在“第十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上表示，去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了39300亿人民币，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1.4%，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时期高了6.8个百分点。预计全年财政收入总规模可达5万亿。
从行政者的角度来看待财政收入，当然是事情，诚如姚景源所言：“和谐社会不能光靠说，还要有物质实力，要有钱。”其实在我看来，并不全部如此，政府有钱并不代表着能办好事、办实事。美国财政收入肯定比中国高得多，而布什政府每次要求拨款都要受到议会组织推三阻四，至少也要考察一番。如果以财政收入较低，甚至是入不敷出的印度政府来说，连年以来，政府累计财政赤字，政府部门很穷。而印度却是在教育、医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巨大的拨款，以改善民生。
就今年以来，无论政府或是公众最为关注的就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等，这些既与经济有关，又与民生有关。政府为了抑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年内连续五次以货币政策主要的加息手段进行调控，然而结局并不尽如人意。加息绝对不是最好的办法，如果看美国次贷危机，不能不这样说，美国政府采取连续19次的加息调控手段是致使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推手。在这种全球经济以及国内经济现状的大背景下，今年最为热议的一个词就是“减税”了。
为什么要减税？可能大家比较明白就因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税收多如牛毛。而企业再发展过程中，其经济效益如何、利润如何，其结果则影响到劳动力的收入问题，这不需要什么经济学思考就可以琢磨出来。我想作为政府部门的应该清楚这个来龙去脉。若从民生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两方面看待，减税应当是政府管理者首选必选的调控手段才对。
从民生角度论，就算没有全面通胀，只是结构性上涨，如果，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CPI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家庭设备、医疗卫生保健、文化教育娱乐、交通通讯、居住等八大类。10月份CPI总体同比上涨6.5%，但是有三类商品价格下降，包括衣着下降1.3%；交通通讯下降1.7%；文化教育娱乐下降0.5%。（11月26日《东方早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为：其实质上关乎到真正民生的并非下降的衣着、交通通讯、文化娱乐这些方面，人连肚皮都填不饱的时候，还要穿绫罗绸缎、坐高级车吗？或者说文化娱乐也怕是古人所云的“饱暖之后，才思淫欲”，没有钱的时候，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对于一般收入阶层都可以舍弃。而中国庞大的消费购买力正是来自于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丧失消费力之后，必然导致市场萎缩，从供给与需求角度论，产品卖不出去，自然要调整销售方式，譬如降价就是。我想降价的本原应是消费乏力导致的，这个因果关系不能颠倒。其余的五种食品、家庭设备、医疗卫生保健、居住也就明白这列入上涨的行列里了，这个问题恰是直接关系到生存一线的了。对于一个财政收入大国、经济大国来说，多少有点不地道，政府存在的目的不就是让国民过上幸福的日子吗？吃不好、有病不敢医、没有房子住，不禁令我想起杜甫一句诗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或许这个问题暂不说是否可以饿死人，这也真真实实的反映出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民生写实。
再从经济角度论，减税意味着“休养生息”。这让更多企业、个体户、个人有更多更足的精力发展经济。其实历史上也有值得当今政府管理者借鉴的经济政策，以大唐王朝为例，为何在一个封建统治时期，竟然出现两次盛世贞观盛世、开元盛世？不妨看看当时的经济政策，李世民在登基当年便诏令：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租调二年，自馀给复一年。（《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己巳，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庚午，诏以去岁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诏书略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又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会所在有雨，民大悦。（《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二）这句话的意思大抵可以如此理解：民已不聊生，自己就免收赋税，自个儿穷点儿吧。所谓“移灾朕身”，就是国家财政收入可以不要。

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丙午，上（笔者按：指唐太宗李世民）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主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此可谓是国富民穷与民强国盛背道而驰。如果想使得国家安定、人民富裕、经济繁荣，必要把利益归还于民。于是，租庸调制，是唐朝能够取得两次辉煌盛世的根源。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说得清楚：唐代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用意，在不让民间有穷人。租庸调制的最要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尤其是侧重在为民制产。至于上层富的，政府并不管。在开始，商业尽自由，不收税。而每一穷人，政府都设法授田，使其可以享受水准以上的生活……他（笔者按：指唐统治阶级）可以许你过富，却不让你过穷。这更有些近似现代英美的自由经济。
在今天看来，减税让利与民，既激活经济动力，又解决民生问题。而当前政府一直以货币政策为手段的调控政策，哪怕是从利率到汇率的转变手段，亦不能解决当前国内自身经济上存在的重重问题。依此而论，在一个财政收入大国，年财政收入将达5万亿，而更多低收入阶层正普遍面临生活困境的当下，并不是什么好事。
让我们重温一下唐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的一句话，或许能给予我们一些现实的思考或启迪，唐太宗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廪之积足以备凶年，其馀何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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