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根本利益问题上，津津乐道于“理性”，甚至用“理性”贬斥“激情”，必将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气亏”。一个人“气亏”，中医理论认为，亏的是“人体的根本之气”；而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亏的是尊严，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气亏”的结果是，轻则受欺辱，重则亡国灭种。古今中外，能够让世界感到震撼的，永远也不可能来自“理性人”的理性说教，而恰恰是一个民族壮士断腕、视死如归的精神与气魄。

        在我们谈到中华民族遭受洋人欺凌，论及我们落后的原因时，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落后就会挨打！”

       落后确实挨打。但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么？我看未必。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先进与文明终究要战胜落后与愚昧。但在具体的历史时段、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之间，则常常使这一规律出现尴尬。

       先看看我们的宋朝。

       关于宋朝，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最多的字眼是对外割地求和、屈辱退让，国内积贫积弱、腐败堕落，全然一片不堪回首的景象，而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硬指标上，人们则又可以得出结论：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开明、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创新成果最多、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一个朝代。

       邓广铭先生说“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在许多方面“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史上，它的声名则更加显赫：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说：中国宋代“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论生产关系，宋朝甚至远比唐朝还要开明。唐时虽然政治经济的发展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居民居住区和商业区严格分开，虽然有利于管理与统治，但不利于民生与经济发展。而北宋虽然也曾试图恢复“坊市制度”，但最终还是做出了有利于民生与经济发展的选择，都城东京的居民可以面街而居，开设店铺，以至形成商业街，最后，使商业街成为主要的贸易场所，使“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美国学者L•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宋代“坊制”的突破，集镇的兴起，使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产量加大。当时，东京开封已有6400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和近万家小商贩，围绕城市和交通要道还逐渐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集市。正是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和自由人口的增多，使工商业所占比重超过了农业，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一举改变了千年不变的农业为唯一主体的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并最终把宋代城市送上了大规模发展的顶峰。这个制度变革也随之成了世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母体。

       然而正是这个在全世界都数得着的先进国家，先是被比它野蛮、落后得多的金国所灭亡，后又被同样对宋朝不可望其项背的蒙古民族所取代。

       再看看清朝。甲午海战时，中国海军装备并不落后，北洋水师的舰船吨位和先进程度位列世界第四、亚洲第一，比日本还要强些。应当说当时物质上、技术上落后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挨打的应该是日本海军。然而，一仗下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争结局是签订割让台湾、赔偿巨款的《马关条约》。相反的事例是，鸦片战争时，同样面对西方列强的长枪利炮，广东三元里人民不是用大刀长矛杀得侵略者哭爹喊娘么？

       对于宋王朝与大清国的覆灭，不管历史学家总结出多少原因，实际上都有一个“气”的问题。尤其是取决于国家的代表者——当时统治阶级的“气”度，有没有壮士断腕、视死如归的胆略与气魄！

       难道说，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的不正是这些吗？

       对于那些将广大民众爱国热情诋毁为“愤青”、“民粹”、“极端民族主义”，呼吁将民众爱国热情引导到所谓的“理性”轨道的人们，我们还不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么？

                                                                                                         (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