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给朋友们介绍了张家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张秉文抗清阵亡，方、陈二夫人及十多个婢女，尽皆殉节，他们的三个儿子克倬、克仔、克佑在清朝统治之后终身不仕！

1．张秉文的抗清阵亡VS张秉彝的毅然降清

　　其实，在上一讲的结尾处，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同样的张家子孙，张秉文的三弟张秉彝怎么就降清了呢？更有甚者，张秉彝的儿子张英怎么就居然成为了这大清王朝首屈一指的宰相了呢？

　　毫无疑问，这些内容，是我们在开始正式讲授张英的崛起之前，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了，您说是么？您想啊，我所讲述的人物，连正义与邪恶都不能够区分的话，在讲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到底是要宣传什么样的道德伦理观念啊？

　　这里，我们很多的朋友必然要问上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明末清初各色人物的各种行为？简单点说，我们以张家为例来说明：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张秉文的抗清阵亡？又应该如何评价张秉彝的毅然降清？

　　从传统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接受的教育似乎都是一样的：在明末清初那个独特的时代，我们应该向张秉文学习，坚决抗清到底！只要背叛了这个宗旨，那么他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汉奸”或者是历朝历代史书中通常写的“贰臣”！

　　这里，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理解“汉奸”和“贰臣”这两个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词汇。因为不讲这些，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式开讲张英。

2．汉奸VS贰臣

　　“汉奸”一词的由来，据1903年章士钊先生写的《汉奸辨》上说，“中国汉初，始防边患，北鄙诸胡日渐构兵。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创焉。”可见于汉时乃指媚胡之人。后来，“汉奸”一词发生了变化，开始明确指向为汉族的败类，据1903年章士钊先生写的《汉奸辨》上说，“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再后来，汉奸特指指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出卖祖国或民族利益的人——这一变化开始于清末江山沦为半殖民地时：斯时，媚美、英、法、意、葡、西诸列强的人也通通被称为汉奸。再后来，到了伪满及抗日时期，汉奸逐渐成为媚日国人的专有称号，迄今未有大的改变。

　　当然，这话说的有点远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这个中国古代史上的“汉奸”。

　　中国历史上，“汉奸”明确指向为汉族的败类。可是，中国历史有几千年，出现的汉奸多如牛毛，文臣武将高官小民皆有，本不足为奇——汉奸者，叛徒也，哪个国家民族没有这样背叛自己组织和集体利益的叛徒？只不过不叫“汉奸”而已。汉奸的出现动摇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对抵御侵略十分不利，同时由于汉奸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知根知底，所以对国家、民族的伤害可能比外国侵略者更深，战时被敌人利用，战后的统治中同样也可被敌人利用。

　　但是汉奸之中也不尽相同。为了求得自己一生的荣华富贵而里通外国者有之，比如秦桧之流；为了求得自己坐稳江山而纳贡称臣者有之，比如宋高宗之流；为了求得自保而降敌者有之，比如吴三桂；面对敌人优势兵力而不得不降者有之，比如李陵。其中李陵还是先不得不降，作为军人，他的投降并不能说是汉奸，但知道汉武帝灭其家人后才当了汉奸：“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

　　我们这话就说到了明末清初的“汉奸”。按照前面我们的说法，凡是“助异种害同种”的汉族败类，如果要都是“汉奸”的话，在明末清初这个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汉奸”那也实在是太多了——已经多到了我们必须要修改“汉奸”的定义不可的地步了——否则的话，那我们现今的汉族人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是“汉奸”的后代了。我们的难题在于：如何修改“汉奸”的定义呢？

　　这个时候，我想，与其修改“汉奸”的定义，不如先暂时看看其他与“汉奸”相类似的一些词汇——比如“贰臣”。

　　根据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国封建文人们一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最高境界”。但中国古代是一个皇权社会，一旦进入“权力场”，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要是刚直不阿则为当权者所不容；如果曲阿附世则为后世所不齿。特别是在改朝易代之际，他们经常是“不知所措”：到底是忠于旧王朝，还是投靠新王朝？所以，中国古代文人从政的悲剧便不绝于耳。

　　在这个两难境地之中，“贰臣”这个词汇就出现了。

　　“贰臣”究竟该是什么“臣”？《现代汉语辞典》这样解释：“贰”意为“变节、背叛”；“贰臣”就是“在前一个朝代做官，投降后一个朝代又做官的人”。所以，要想成为“贰臣”，至少要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个“臣”要身处王朝易代之际，因为各种政治原因先后服务于不同的王朝。可见，“贰臣”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术语。

　　我们说到“贰臣”一词，就不得不想起清朝的《贰臣传》。乾隆时期，清政权已经建立百年，其统治已经非常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缓和民族矛盾，瓦解民族意识，达成统一思想，乾隆皇帝在大力表彰忠臣（即在明末清初因抗清遇难的明朝官员）的同时，下令编纂《贰臣传》。

　　《贰臣传》分甲乙两编，附录于《清史列传》卷78、79两卷中，共收录了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乾隆皇帝以忠君为标准，在上谕中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使“贰臣”作为一个典型的政治术语。乾隆皇帝指出，这些“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从封建道德出发，实在是“大节有亏”。这些人尽管为清朝作出了贡献，其子孙甚至还在清朝做官，但以“忠君”的标准衡量，他们是不完美的。

　　不过，说到乾隆皇帝钦定的《贰臣传》，前面我们说过，被《贰臣传》乾隆皇帝以忠君为标准，在上谕中把降清的120多位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但有个极为特殊的例外，就是在这120多位“贰臣”中，居然不包括施琅。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施琅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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