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中，有一个阶段，让中国人有着复杂的感情。那个阶段，清帝国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国家。在1750年前后，清帝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比整个欧洲高出一大截。这也难怪清帝国的皇帝们自诩天朝上国。他们或许是有这个资本，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开始，并且很快影响到整个欧洲的范围。处于亚欧大陆东方的清帝国却仍然在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禁锢着自己的经济。在1750年之后的一百年里，清帝国的制造业不仅仅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大大下降了，甚至制造业的人均绝对产值也下降了。换句话说，在欧洲列强开始工业革命之后，清帝国却进入了去工业化的状态。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灾难性的历史时期到来了。这种灾难的背后，又体现了清帝国经济所处于的落后状态。当然，由于清帝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在这个灾难性的历史时期之初，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可是，由于庞大的经济规模的背后，是低下的人均生产力的特征和封建农业经济体的本质，所谓的经济优势恐怕只能存在于数字上本身。

　　　　鸦片战争后，多次反侵略战争失败，清帝国丢失了大量政治、经济及军事权益，最终导致内外环境更为恶化。加之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清帝国很快就将世界经济规模第一的“宝座”丢失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种种风雨。建国初期的工业体系迅速完善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规模迅速壮大让人们看到了某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重新回到世界经济规模第一宝座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国境以外也被认同着。

　　　　美国智囊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9日公开的一份报告中预测：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总部将来可能迁至中国。同时，这份报告还认为，2035年，中国的GDP将超越美国。而到2050年，中国的GDP则将约为美国的两倍。不可否认，上述预测一旦成为现实，那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使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的预测都是在一种相对理想的环境下。这个世界，很多战略意外甚至是必然因素都可以带来类似预测结果的极大改变。这些可能的意外因素就包括战争、国际政治格局变化、本国运作失误等等。

　　　　新旧强国之间，有必然的冲突。这是利益法则的必然。这种冲突，虽然没有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但仍然是国家核心利益的组成部分。

　　　　当前，中国对于美国来说，即便有一定的威胁，也仅仅是在地区范围内。甚至，这种威胁原本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说必然的利益诉求。因此，中美之间的较量也主要出现在中国周边地区。这一点，从中国人自身的压力比较大也可以看出来。毕竟，在家门口的较量总会让人担心会不会连门也被打开，最后殃及到根本。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所做出的专业报告中关于中国经济规模发展的预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这份报告，一定程度上认同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前景。至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迁移的猜测，更应该看成是报告吸引人注意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连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都要离开美国了，那不是正意味着美国国家地位的衰落么？

　　　　中美之间，文化的冲突和利益的冲突都非常明显。也就是说，无论在软实力还是硬实力的角度上，中国要想实现民族的复兴，就不得不正面与美国的冲突。这种冲突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很多领域。这种关系到国家命运的碰撞，双方都会调动大量的资源，为优势的地位而斗争。无论是否爆发战争，这种冲突都将是总体性的——即总体战。只不过，未必是热战罢了。

　　　　当前的中美两国，谁都没有真正踏上总体性冲突的意愿。中国需要积蓄的更多的力量，以求在自身走向世界的道路上迎接来自美国遏制。而美国，则需要时间，为预料中的冲突进行准备。

　　　　中国的准备相对来说更为显而易见。苦练内功是根本，然后就是争取相对良好的国际环境。对于美国来说，需要做的就多了。第一，美国需要在西方体系中确立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当前，美国拥有系统内的领导权，却仍然受到来自欧洲集团的挑战。美国不仅要阻止欧洲集团挑战的成功，同时也要让欧洲集团继续在西方体系中作为美国争夺利益的工具。第二，美国也要乘着中国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霸权形成制衡前掠夺更多的资源，谋求总体性冲突中的先机。第三，美国要抢占几个重要的战略支点，使得包括中国在内对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不满的主要大国处于战略线的不利一侧。

　　　　中国对于美国霸权的必然冲击，并非中国好斗。任何一个没有霸权的国家，都必然是反霸权主义的。当然，大部分大国反霸权是为了占有霸权。中国反霸权则是出于对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反感以及对于公平的国际秩序的向往。

　　　　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报告，有理由认为，2035-2050年前后，中美之间的冲突必然从地区范围走向全球范围。中国自身拥有相当的资源，同时又必然需要更多的资源来维系自身的生存、发展及繁荣，哪怕这种利益仅仅是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前面提到的清帝国的经济规模优势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GDP的规模并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主要因素，至多也仅仅是诸多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将能够比中国更容易筹集资金。在经济规模的绝对差距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就决定了中国在人均经济规模上与美国有着相当的差距。这也就意味着，将同样规模的资金投入到不产生太多直接经济效益的军事领域，对于中国民众生活的威胁更大。又或者，中国难以动员美国那样多的资金。仅从表面上就可以看出，在资金动员上，中美之间的差距比较大。更何况，美国的金融制度更为完善，而纽约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拥有纽约这样的资本聚集地，美国政府能够更为轻松地从资本家那里筹集到需要的资金。通过一些普通人很难清楚理会的金融程序，达到钱生钱的目的，也足够证明美国金融制度对于美国政府筹集资金所可能带来的好处。经济规模相近或超出，也并不能够带来军事投入的相近和超出。

　　　　上述从资金筹集的角度来论述经济规模的非决定性作用，就是为了表明，经济规模并不能使中国具备对美国的力量优势。

　　　　庞大的经济规模不是中国能够突破美国遏制成为全球性强国的保障。从负面来说，经济规模的持平和超出必然出动美国人敏感的神经。庞大的经济规模也意味着庞大的潜力。庞大的潜力则是颠覆美国霸权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正如一个可能走向更为紧密合作的欧盟以及一个正在快速复苏的俄罗斯一样，美国不会放任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

　　　　巨大的潜力加上至少表面上已经非常庞大的实力还会让其它渴望世界霸权的势力对中国的态度发生变化。软实力角度上的亲和力因为硬实力的表面增长而大大下降。硬实力又没有能够完成数量到质量的彻底转型。最危险的时刻随之到来。

　　　　很难想像，以美国现有的优势资源，在确定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之后不会做相关部署。也就是说，中国人必须有跨越中华民族复兴道路最大障碍的觉悟。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或早或迟——除非，战略意外的出现。至少现在很难看到这种可能性。

　　　　最近有分析指出，美国拉拢中国周边国家，意在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这种手段，短期内可能很难见效，但是美国还有很多年的时间，谁知道几十年后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呢？

　　　　中国现在去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做出最为合理的应对。练内功是需要资源的，这也就意味着军事投入必然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硬实力的增长又要求中国在政治上要保持温和才能一定范围内维持亲和力。同时，应当考虑到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不及美国，军事投入的绝对值也必然与美国有极大的差距。

　　　　军事领域还只是一个方面。斗争是全方位的，金融、政治等等都是总体性冲突的组成部分。一切打击对手的手段都可能出现在中美的斗争之中。

　　　　美国在争取时间，这个时间是中国还没有对美国构成全球威胁之前。中国也在争取时间，这个时间就是美国没有准备好对中国的总体性遏制之前。美国希望尽量获得对中国的优势地位，而中国则是希望尽可能减少自己的劣势。中国也面临这一个艰难的抉择——资源配置的内外平衡点。究竟是动用相对较多的资源阻止美国轻松到达逼近中国的目的，还是以绝大部分资源进行内部发展。这个投入的比例不是固定的，也要看包括欧洲集团、俄罗斯、日本及印度等国的选择和国内经济运行的状况。包括对日领土问题、对印领土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都应在这一阶段谋求妥善解决，以便总体性冲突到来时我国外交拥有更大的运作空间。

　　　　中美之间的情况和拿破仑时期的英法斗争有几分类似。美国害怕中国这样一个大陆国家掌握大量陆地资源而足够支撑建设一支足以挑战美国海洋优势的海军。与拿破仑的目的不一样，中国并非想着去侵略。只是，同样都必须面对无法逃避的总体性冲突。当两个国家各自进行准备之后，谁都不愿意退让，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危机也就开始了。似乎劣势的中国，也要为自己的命运去争取。否则，中国渴望的公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只能存在于口头，中华民族的复兴更是无从谈起。

　　　　虚弱的胖子还是健壮的巨人，一个看似简单的必然二选一，却不仅仅是中国的舵手们的考题，也是中华民族的考题。这是一道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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