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论要从天子的资格问题说起，其结论就是：天子资格之有无在于他是否承受了天命，而天命之有无则在于他是否获得了民心。正如前文所述，既然天具备支配万物的力量，因此也就自然具有任免天子的能力。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典籍当中多有体现，例如《尚书·泰誓上》曰：“天佑（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反之，如果未能奉天承命，也就自然不具备成为天子的资格。
　　那么，“奉天承命与否”的依据又该如何确定呢？这就要根据民声方面的表现来确定天命之所在了。而且中国古人认为民生即是天声，这种思想堪称是他们在政治方面的伟大智慧。因此，中国虽然自古以来所施行的大多是君主制，但是这种君主制的基本思想却是完全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之上。孟子关于舜的许多言论对此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
　　根据《孟子·万章上》记载，孟子与门人万章之间曾经有过一场关于舜的长篇对话。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万章曰：“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孟子曰：“天与之。”
　　万章曰：“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孟子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万章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也；使之主祭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民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孟子在这里充分论述了民心向舜的各种证据，并且明确地指出了天意之所在。
　　天意取决于民声
　　根据《孟子·万章上》记载，孟子曾经引用《尚书·泰誓中》里的一段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以此来阐述民声即天声的深刻道理。孟子的这种解释大致上反映了中国人的根本政治理念。在《左传》（即《春秋左氏传》）里也有许多地方引用了《尚书·泰誓》中的话，而且是反复出现。例如《泰誓上》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这种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学派，正如本书前文所述，与孔子学说相对立的老子也说过同样的话，即“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语出《老子》第四十九章）。　　这种对民主主义精神的表述可谓是旗帜鲜明，其语言之精辟简直是无与伦比，登峰造极。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俗信仰建立在绝对信奉天命的基础之上，那么有时或许就会出现一个试图以此为借口来施行专制的暴君，这恐怕是在所难免。因此以民生为天声的思想变恰好可以防患于未然，对专制的暴君起到遏制作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一项伟大创举。
　　综上所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说法可谓是由来已久，而且是深入人心。直到现在，我党也坚持认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人心所向的结果，而且这个党至今仍然认为自己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但是潘太史通过对《资治通鉴》以及当代历史的潜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如此，王朝更迭、江山易主的决定性力量并不取决于民心所向，问题的关键是控制、掌握民力资源并能为其所用。
　　公元621年，唐高祖李渊以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名将李靖摄行军长史，统帅大军沿江东下讨伐梁王萧冼。根据《资治通鉴》记载：萧铣之罢兵营农也，才留宿卫数千人，闻唐兵至，大惧，仓猝征兵，皆在江、岭之外，道途阻远，不能遽集。孝恭勒兵围江陵，铣内外阻绝，乃谓群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复支矣。若必待力屈，则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于涂炭乎”！遂下令开门出降，守城者皆哭。孝恭送萧铣至长安，上斩之于市。诏以靖为上柱国，封爵永康县公，仍使之安抚岭南，引兵下九十六州。
　　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定都长安的李唐王朝正在与盘踞洛阳的王世充以及割据河北的窦建德展开惨烈的中原会战，而萧冼治下的荆州却相对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萧冼的失败决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民心，而是他没有充分有效地动员一切民力，以致于百姓为其痛哭而不愿为其尽力死战。萧冼得民心而未能用民力的客观结果便是彻底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从成败得失的角度看可谓是得不偿失，因此肯做这种傻事的人便在历史上几乎销声匿迹了。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禹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失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　禹谢不及。
　　李世民的这番评论深刻地揭示了“逆取而顺守”的客观真理，并且明确地告戒世人，进取之道与守成之法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因此，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会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正统性寻找依据，甚至连蒙元灭宋、满清入关也被解释成为天命所归、人心所向的必然结果，秦始皇兼并六国的战争也被说成是人民厌恶战乱、渴望统一的必然归宿。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兵民乃胜利之本。”可见老人家并不认为胜负的关键在于如何争取民心，而是掌握足够的兵力和民力以及由此派生的战场火力及民生财力。潘太史认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首先是共产党在组织水平和动员能力上的胜利，并且通过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逐步取得了兵力及民力上的优势。民心只要不能转化为民力，其实际作用极其有限；即使违背民心而强征民力，只要能够为我所用便能发挥重大作用甚至可以决定历史的进程。按照这种观点来研究历史、观察现实，大家就会对当局的所有举措了然于心，从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官场经济而奋斗，和谐社会的实现也将指日可待。

原文地址